影視劇中常看到皇帝大婚，盛大的婚禮和如花似玉的后妃，皇帝的婚姻看起來真是又風光又享受。其實，清初皇族包括皇帝的婚姻只是表面風光，其中的身不由己和政治聯(lián)姻的壓力是有苦說不出的。清初汗與王公貝勒的婚姻締結(jié)，或是由于兼并戰(zhàn)爭的勝利，被征服的女真部落懾于其威力而允婚;或是為了雙方利益通過聯(lián)姻以結(jié)成更牢固的政治與軍事聯(lián)盟。努爾哈赤、皇太極與蒙古科爾沁部的聯(lián)姻，更是雙方政治和軍事聯(lián)盟的產(chǎn)物。

太祖起兵之初，皇室貴族通婚的對象為開創(chuàng)基業(yè)的中堅力量即軍功貴族(包括八旗的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甲喇額真、牛錄額真等)。如以十三副遺甲起兵時的四位盟友薩爾滸部酋長諾米納、加木河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書和楊書兄弟，除諾米納因背叛被殺外，其余三人中，噶哈善娶努爾哈赤同木母胞妹代因扎，噶哈善死后，努爾哈赤又將代因扎嫁與楊書。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娶常書之女為妻。太祖創(chuàng)業(yè)之初的五大臣中，除一人與努爾哈赤同宗、一人被努爾哈赤“養(yǎng)為子”、“賜姓覺羅”，而不在通婚之列外，其余三人，均娶皇室女子為妻。

將皇女遠嫁勢力強大的海西女真或蒙古上層分子，也是清初皇室貴族婚姻的一個特點。萬歷三十六年(1608)，努爾哈赤將女穆庫什嫁給烏拉貝勒布占泰;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將長公主許配敖漢部都喇爾巴圖魯貝勒子臺吉班第;九年，又將次女固倫公主嫁給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哲。

“奉迎禮”是汗與王公貝勒早期的婚姻禮儀。例如努爾哈赤早年娶哈達部萬汗孫女阿敏格格，就是由其兄送之前來，努爾哈赤親迎至洞地，然后“設宴成禮”。其子代善、莽古爾泰、皇太極等成婚時，亦“命行迎親禮，設筵宴完婚”。天命十年(1625)，科爾沁寨桑貝勒遺子吳克善送妹與皇太極成婚。皇太極親迎至沈陽城北崗，筵宴如禮。“將至，上(努爾哈赤)率諸貝勒及后妃等出迎十里，又宴之，以禮成婚。”

皇太極即位后，皇室婚禮仍行“奉迎禮”，但又加行“納采禮”(即行聘禮)，但采禮種類、數(shù)量等仍無定制。天聰六年(1632)，貝勒岳托與歸降漢官佟養(yǎng)性之女結(jié)親，岳托“以雕鞍、良馬及繡緞、貂裘、金鑲玉帶、靴帽等物贈養(yǎng)性”。并遵滿族習俗，嫁女母家不回禮，不設宴。

納聘儀式多與定親宴同時舉行。定親宴由男家操辦，在女家舉行。宴會所用食品，在與蒙古貴族結(jié)親時多按九的整倍數(shù)殺牲。對結(jié)親雙方而言，納聘儀式是很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有時直接舉行結(jié)婚儀式，但還要按制補行定婚納聘儀式。

天聰后期至崇德年間，皇太極“參漢酌金”，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有關皇室貴族婚姻的一些制度也包括其中。首先是賜婚和奏聞制度。這一制度在天命建元前后即自然形成。

因為滿族婦女的擇婚與再嫁，均由一家之主的父兄做主。

努爾哈赤既是家族的家長，又是一國之主，無論從哪個身份來看，他都對其兄弟子侄的婚姻有決定權。太宗初年從國家禮制上明確了這一制度，但仍不時有人違反這一規(guī)定。天聰二年，多鐸欲娶阿布泰之女，“阿濟格不奏請于上，又不與眾貝勒議，擅令阿達海與多鐸為媒，又同阿達海至阿布泰家視其女”，阿濟格因此受到懲罰。天聰三年，“貝勒阿其格未奉上命，擅娶蒙古喀喇沁部落女”，而被罰銀千兩。天聰四年，阿敏為貪牲畜，私自嫁女于蒙古貝勒塞特爾，又擅娶塞特爾之女為妻，被列入受處罰的罪狀之一。后當阿敏之女受虐，阿敏請求皇太極出面干涉遭到拒絕。

《崇德會典》中的相關規(guī)定，擴大到八旗大小官員及貝勒私屬女子出嫁，均須經(jīng)部轉(zhuǎn)呈各王、貝勒、貝子后方許適人，私自與人者有罪。小民女子、寡婦，須問該管牛錄章京，方準嫁。凡女滿12歲后許嫁，未及12歲而嫁者有罪。奉旨而不嫁，也會受到處罰。崇德元年，貝勒阿巴泰因受制于妻，“上兩次有旨命嫁其女，皆以妻言不從”而受到太宗處罰。同時，皇太極對下納聘禮和迎親禮所用的財物，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國中及外藩的合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兩家做親，定禮及迎親禮，如違制多與財物，多宰牲畜者，鈄多與的財物、牲畜，修飾撤回入官司，兩親家仍罰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