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許松佶第一次進京面圣，雍正對他做出的綜合評價是“中上”，而最有趣的評語是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言語亦清楚”。

四天后，雍正突然頒布上諭：有“蒞民之責”的官員，“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后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雍正更進一步指出，倘使這些滿口鄉音的福建和廣東官員到他省任職為官，“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

在雍正自詡邏輯圓滿的圣明燭照下，福建和廣東兩省難治的病因終于找到了，那就是官民之間語言不通，而治病良方也同樣被發明出來，那就是在這兩省推廣一種使人通曉的語言—“官話”。同年，雍正還發布了一道諭旨，規定鴻臚寺朝會上唱贊的序班官員，只錄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生員。

但雍正和朝臣都很清楚，讓那些福建和廣東人都操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絕對不可能。因此，在一番權衡考慮之下，在各部議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讓廣東、福建人學習“官話”。為了使雍正的意旨不致成為一紙空文，朝臣特意擬定了具體的懲治辦法—學習官話以八年為限，不然將停止福建和廣東兩省的科舉考試。

在執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遠比朝廷急進。上諭頒布后的一年時間里，福建各地就先后設立了名為“正音”的書館和書院110所，平均每個縣都有一所。而廣東更是走在這場官話運動的前列，在每個城鄉都設立社學“以訓官音”。據統計，整個廣東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學在一兩年內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

官話運動如潮水般洶涌而來，迅速淹沒了福建、廣東兩省，并且根據朝廷“通行凡有鄉音之省，一體遵行”的議奏，這股洪流大有從福建和廣東向各地泛濫的趨勢，在雍正絕對意旨的推動下，似乎沒有哪種力量可以阻擋這場運動蔓延全國。但上諭頒布四年后，一名官員就以特殊的方式提出了異議。

1732年，廣東巡撫楊永斌在寫給雍正的密折中，提及這場“官話運動”開展四年來的成果—毫無成果。楊永斌也解釋，這當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不妥，而是這群廣東士子不可救藥。他還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廣州舊有的粵秀書院，將每年考試中的優等生撥入書院就讀，再讓從這里畢業的優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達到共同進步的目的。

乍看起來，楊永斌的奏折與之前頒布推廣官話的上諭并無二致，實則暗度陳倉，將意圖隱藏在字里行間。雍正在上諭中認為是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才導致福建和廣東兩省民風澆薄難治，但楊永斌卻在密折中指出情況恰恰相反，是因為廣東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導致學藝不精，官話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張旗鼓地推廣官話，提高廣東士人的道德素質才是當務之急。

不過，道德原因永遠不會是最根本的原因。雍正欽定的官話運動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敗壞的士子，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原因：缺錢。

楊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這一點，他在提出重修粵秀書院時，特意提及會將流民墾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粵秀書院的“膏火之資”，也就是作為書院的專項資金來源。盡管雍正批復同意了這一奏請，但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如果沒有皇帝親自下達旨意劃撥?？?，地方上興辦學校面臨著無錢可用的窘況。

有清一代的財政制度在集權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從制度上講，地方征收的所有賦稅都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權對其進行調撥分配。嚴格的財政制度使地方官員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規的靈活手段。楊永斌這樣從基層出來的官員當然心知肚明，但這些官員的不幸之處在于他們遇到了一個最難纏的對手：雍正。

雍正的充沛精力和察察為明的鮮明個性，使地方官員進行暗箱操作的難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張旗鼓創辦的正音社學必然面臨經費來源嚴重不足的問題。而雍正四年前頒布上諭時，只是把推廣官話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推給地方，卻沒有提供配得上它浩大聲勢的專項資金，在帝國嚴格的財政制度下，是沒有多余資金用于這種突如其來的新興地方教育機構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卻沒有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就只有乞靈于他們早已諳熟的灰色手段。廣東官員想出的辦法是挪用地方存留款項，但中央劃撥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項中并沒有正音社學一欄，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規官學的銀兩來完成雍正額外派給的政治任務。

而福建官員除了動用公費之外，同時也將原先地方正規官學經營的學田收入劃給正音書院。福建全省興建的一百余所正音書院中，有半數是舊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來的。對地方官員來說，這些在雍正諭旨號召下倉促建立起來的書院，在缺錢少糧的狀況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但奇跡不能持久。當楊永斌在奏折中寫到“粵人狃于積習，歷今四年，仍未能漸移”時，就已經在暗示雍正這場“官話運動”已經遇到了瓶頸。他巧妙地提醒雍正，是應該重新審視“官話運動”的現狀和它的將來了。

而對雍正來說，他要思慮的還不止這些。1732年是雍正的失敗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極富個性的改革措施在這兩年里弊端凸顯，“官話運動”的失利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煩惱。三年后，雍正去世，他還來不及見到福建和廣東兩省官話運動培養的第一批人才進京覲見。但事實證明，這無論是對已死的雍正，還是對福建、廣東民眾，都是一種幸運。

1777年，乾隆接見六旬老臣陳汝捷，證明官話運動徹底失敗。陳汝捷是福建人，十歲時趕上那場大張旗鼓的官話運動，49年后面見乾隆，“應對每形艱澀”。

同樣的語言問題過了半個世紀又擺在了雍正的繼任者乾隆面前，但乾隆并沒有再次掀起大規模的推廣官話運動，他只是在陳汝捷的引見單上用朱筆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師派?！眱赡旰箨惾杲菀驗楣冏恐胃＝ㄈ￡懧诽岫杰婇T。他糟糕的官話水平并沒有影響他的仕宦生涯，而雍正那道獨出心裁的推廣官話的上諭卻被一步步埋入遺忘的深淵。

乾隆即位的第一年就開始對這些雍正的遺留制度進行“一票否決”。當時恰好是雍正規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廣東的士子面臨一場決定他們未來命運的語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這兩省將會被取消科舉資格。而最終的考核情況是“問以官話，多屬茫然”。但朝廷并沒有取消這兩省的科舉資格，而是決定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長到三年之后。

可僅僅一年后，朝廷又下達新的決議，不僅承認官話運動徒勞無功，更下令將原先從鄰省派送教習官話的教職全部撤回，甚至連最終期限也徹底取消了。

到乾隆接見陳汝捷時，昔日轟轟烈烈的官話運動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那些少數仍然試圖收拾這場失敗的運動殘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乾隆嚴厲的命令下被迫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