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順治四年起，年剛十歲的幼帝福臨，對多爾袞的稱呼，忽然由“皇叔父攝政王”改為“皇父攝政王”，這是孟森最難自圓其說的。胡適并非肯定論者，但也不是否定論者，因為在胡看來，孟“終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之理由”。

一字之改，茲事體大。一、順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來改，莫名其妙。二、孝莊早不嫁，晚不嫁，幾年過去了想起來嫁，悖于常理。三、漢民族，當然也包括滿族，對于血緣、血親、嫡系的父子關系，看得絕對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可以承認另外一個男性，為繼父，為養父，或為干爹。一為父死母嫁，二為同宗繼祧，三為結拜干親。

對福臨來講：其父皇太極為努爾哈赤第八子，其叔多爾袞為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稱為叔父攝政王，是順理成章之事。孝莊嫁皇太極，孝莊之妹嫁多爾袞，即使改稱姨父攝政王，也是說得過去的。突然間改稱為皇父攝政王，明擺著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張煌言抓住這個倫理上的把柄，有詩損之：“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絕非空穴來風，而是見諸詔書，相當于那時政府的紅頭文件，這才沸沸揚揚，成為歷史疑案。

一個正常思維的人，倘因多爾袞“有大勛勞，宜增加殊禮”，會跪下來叫他一聲爹嗎？回報大勛，報答大勞，對偌大王朝而言，諸如封侯拜爵，世襲罔替;諸如裂土分茅，莫與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無論精神上的最高褒獎，無論物質上的最重酬謝，無不說到做到，立刻兌現，足以報答攝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爾袞一時腦殘，才不會接受這一份空頭人情呢！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順治的母親與多爾袞的“叔嫂”關系，改變為“夫妻”關系，由“叔”而成繼“父”，“皇父攝政王”才站得住腳。

多爾袞的快速膨脹，令整個大清王朝望而生畏。發生在這兩年間的政治事件，其實是多爾袞全面“謀篡”的系統工程：第一、本是雙攝政王之一的濟爾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鐸登上權位高峰;第三、不再行跪拜禮，凌駕于順治之上;第四、處置肅親王豪格，“幽系”，然后讓其“瘐死獄中”。豪格為皇太極的長子，從理論上講，為王位的第一繼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礙，說滅就滅了。那么，順治之母孝莊皇太后，還看不出來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嗎？很顯然，下一步，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永樂帝朱棣“革命”的結果，就可能落到福臨頭上。時年36歲的孝莊，下嫁時年37歲的多爾袞，以此化解她兒子可能面臨的危機，絕不是沒有可能。

其實，孝莊與多爾袞的互動，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極暴死時就有蹤跡可尋了。因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書面遺囑，也不及口頭交待后事。這樣，誰來繼承王位，必須在最短期限內作出決定。因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極的兒子，尤其是長子豪格(時年34歲)，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第二、努爾哈赤的兒子，也就是皇太極的親兄弟們，如代善(時年60歲)、如多爾袞(時年31歲)，是有權參與的競爭者。第三、努爾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極的堂兄弟們，如濟爾哈朗(時年54歲)，同樣具有繼承王位的資格。雖然從公元1616年大清建國，但并無一套明文規定，厘定其繼位傳承制度，仍沿續部族強者為王的風俗，因此，每一個有血緣關系的子弟，都懷著覬覦之心。

時年六歲的福臨，怕是連這場賽事的入場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后來的孝莊太后，卻硬是將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國宮廷發生最高領導人更迭的時期，在這個黑暗淵藪里，無不帶有刀光劍影的血腥氣息，無不帶有罪惡交易的骯臟味道。至于福臨的母親，在這場討價還價的折沖斗爭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辦法，所玩過的伎倆，現在已經無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謠諑，成為野史的話題。

盡管有許多競爭者，而且每個人都是沖鋒陷陣，立功建勛的強者，但在這位女人眼中，其實只有60歲的代善，54歲的濟爾哈朗，34歲的豪格，31歲的多爾袞，這四位都是強中之強。但孝莊掌握住這四位張著大嘴等天上掉餡兒餅的男人，其實都有其軟肋所在。第一、他們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為王;第二、他們沒有一個敢挑頭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為王;第三、若因而出現三比一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強出頭的結果，肯定是兇多吉少。

孝莊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兒子為皇太極繼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頭，分不到一杯羹的話，必然出現內亂。于是，在皇太極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駕馬車”聯合執政，終于定局。代善成為家族會議的主持人，實際上行使家長的職責，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虛榮的大滿足。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由于雄厚的實力，強大的支持，卓著的戰績，雖然合作起來很勉強，但不得不聯手共同攝政，而實際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領導權。這三個人擺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膽敢作亂，也翻不起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