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南宋相關史料，發現了這樣一則記載，說宋高宗紹興末年，金軍攻宋失敗后北撤，“遺棄粟米山積”，而宋軍“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粟，無疑就是今天的小米了，主產區在北方，南方部分地區也生產，煮干飯吃起來口感是不太好，但熬粥絕對一流。

這則記載顯然比較極端，但也并非沒有根據。先來說說兩個疑問，一是紹興末年為何宋軍只剩下了南方人，北方南遷之人哪里去了？二是明明小米可以吃，南方的士兵們為何寧愿餓死也不吃？我們知道，南宋剛開始時的主要將領，如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劉锜等，都是北方人，“中興諸將皆北人”，而他們的手下兵馬，也多是北方精壯漢子。可以說，這些來自北方的流民，是宋軍的主要作戰力量。到紹興末年才過去三十年左右，軍隊的兵員咋都成了南方人了呢？這跟“紹興和議”中的一項條款有關。

紹興和約簽定之后，金朝統治者要求南宋當局履行歸還“北人之在南者”的條款。宋廷不敢不從命，馬上將“海州、泗州、漣水在南百姓”，“根刷過淮北。”后又寫信給金朝，“許以所索陜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紹興十四年，高宗、秦檜又“命州縣根刷，前后歸朝人發還金國，”但金人還不滿意，于是秦檜又“命盡發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朝人五萬，還于大金”。秦檜這樣做的目的既是滿足金國的要求，更是為了“陰謀內弱軍勢，絕后來歸降之心”。

此外，高宗、秦檜對于淮水、大散關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統治者的壓榨，或因饑荒而冒死南歸者，也拒于國門之外。他們下令給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說：“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當時，金國連連災荒，陜西一帶百姓“無以食，爭西入蜀”但因為秦檜命令，宋庭不敢接納，以致這些百姓“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奴婢。”趙構和秦檜如此舉動，無疑是斷絕了宋軍精壯兵員來援，導致后來宋軍戰斗力大減。而且，他們的舉動，也讓北方的百姓和義軍心寒，不敢南來，大大鞏固金國的統治，削弱了南宋的邊防。

再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按道理，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隨著大批北方人的南遷，長江流域一帶的農民已經開始種植小米。如“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他們的主食與北方人基本相同。在海南島，“所產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粟作粥糜以取飽”。南方瑤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上述記載均說明南方人并不單純食大米，小米也成為不可替代的主食了，“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所謂“民以食為天”，小米也是糧食，為何當兵的寧愿餓死也不吃小米？你千萬別以為這些不吃小米的士兵是因為吃不慣或者出于氣節，是不為北方小米折腰，那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上完全相反，他們是由于長期過于養尊處優，失去了進取之心、雪恥之志，實在是吃不下小米了。王之道說：“吾之將士，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發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倍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披甲胄、冒鋒鏑、奮不顧身以拘國家之急哉？”在如此奢侈的生活環境中混日子的士兵們，又如何要求他們養成艱苦奮斗的吃小米精神呢？

另外，紹興二十一年，學者何侗論及當時的軍政之弊說：“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絕，市井之習化，而訓練之法壞。二十二年間，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原來當兵的一邊當兵，還一邊做生意，“保家衛國”和賺錢發財兩不誤，當真是歷史奇跡。吃小米對于這些“商兵”來說，那是丟面的事，餓死事小，失面事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