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得勢的“偏房”，總是比“正室”更擅于權術。因為“偏房”們能夠掌握多大的權力，并不是取決于制度的規劃，而是高度依賴于私人的隱權力資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寵幸、太監的配合、羽黨的擁戴。嚴嵩要在朝廷上呼風喚雨，唯有絞盡腦汁為修道上癮的嘉靖皇帝寫“青詞”(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后來徐階取代了嚴嵩地位，也是因為“青詞”寫得比嚴嵩好;張居正欲把持朝政，就不能不勾結司禮監太監馮保。

太監之所以成為權臣巴結的對象，是因為在明代的權力結構中太監處于要害位置。雖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靖難”事變之后，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統，任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遂成廢話。

明中葉以后，皇帝又讓司禮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之權——這是因為明代廢了宰相，皇帝卻越來越不成器，沉迷于聲色犬馬，不理國政，只好將批紅的辛苦活計交給身邊的太監代勞，于是在明代的權力鏈條中，太監成了內閣學士的上線，“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即太監)”。繼東漢、晚唐之后，太監亂政集團這一沉睡多年的怪獸，又被明代的獨裁君王所喚醒，在失衡的權力系統中再一次張牙舞爪、咬牙切齒。

但我們從名分上來看，不管是“赫然為真宰相”的閣臣，還是被諛為“九千歲”的太監，都屬于典型的“偏房”得寵，權力難以獲得正統的認可。對他們而言，人品與政聲如何，姑且不論，權力本身就構成他們的“原罪”，權力越大，罪名也越大，終有一天要身敗名裂。

朱明政權滅亡后，其基本權力結構為清代所承習。清廷沒有再置宰相，繼續保留內閣體制，同時將內閣大學士的官階提至一品，并正式授予大學士在名義上“掌鈞國政，贊詔命，厘憲典，議大禮”的職責。換言之，明代的“偏房”在清朝已扶為“正室”，從前的副權力系統已演化成正式權力系統了。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內閣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清代的君主在為內閣大學士追認名分的同時，又另外置立了一套副權力系統——先是康熙皇帝設“南書房”;隨后雍正皇帝在“南書房”基礎上，創建“軍機處”。嚴格地說，“軍機處”只是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門，不配置府衙，也不設正式職官，而是由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總督等大臣奉特旨應召，以“值日”、“兼職”的名義，入值當差，供皇帝顧問。也就是說，軍機處大臣(俗稱“大軍機”)盡管參預機務，權柄極重，但皇帝并不打算賦予其正式的宰輔之權，他們的預政大權只能說是一種臨時性質的權力。

軍機處取代了內閣，成為清代實際上的權力中樞。那些在軍機處抄抄寫寫的所謂“軍機京章”(俗稱“小軍機”，指軍機處辦事員)，雖然官不算大，但他們經手的都是上諭、奏章等機要文書，這些信息優勢是可以轉化為隱權力的。因此，即便是封疆大吏，也要賄賂他們，比如離京時向他們致送“別敬”，每年還要送上“年敬”、“節敬”，以期得到他們的關照。

一些得到軍機大臣賞識、倚為心腹的“小軍機”，隱權力更是炙手可熱，且看一個例子：晚清有名的大吏劉坤一欲到江南當總督，因擔心慈禧太后不允許，便想走軍機處大臣榮祿的門路。但榮門不得而入，只得拼命巴結榮祿的親信、軍機京章連文沖，但連京章也不容易結識，劉坤一登門拜訪了兩次，都見不到人，不得已，又輾轉求連京章的幕友某人代為牽線引見。結果這幕友以連京章的名號，訛詐了劉坤一四萬兩賄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