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著一驢，后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

“三顧茅廬”這事確實是真的，諸葛亮的《出師表》有交代：“三顧臣于草廬之中。”《三國志》的“諸葛亮傳”也有交代：“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三國演義》更是濃墨重彩地描述了一番，從第三十六回到第三十七回，足足寫了數千字，各種文學手法紛至沓來、精彩紛呈，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三顧茅廬”，《三國演義》的精彩要打不少折扣。

為什么要把史料上不過二十個字的記錄寫得這般細致入微？表層原因很簡單，小說家就是想要吸引讀者，所以大費筆墨;技術原因也不復雜，對史上最牛軍師出場前進行鋪墊、襯托、增強懸念等。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呢？大家注意到沒有，在小說第三十五回，劉玄德躍馬檀溪之后，扣人心弦的追殺情節(jié)一過，峰回路轉，畫面忽然變得優(yōu)美、恬靜、閑散。在山林幽深處，劉備遇見了松形鶴骨、彈琴自適的水鏡先生，完全進入了另一種境地，實際上也是進入了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領域——隱士文化、高士文化。一向主張積極入世，要伸張正義于天下，一生為了這個目的四處奔波、嘔心瀝血的劉備與超然世外的隱士文化相遇了。

小說并不著急寫劉備尋訪政治軍事能人諸葛亮，而是先讓他和一幫閑來無事的隱居者相遇，并與之發(fā)生不算太激烈的摩擦。例如，一顧茅廬時，劉備在林間遇見崔州平，后者反對出來承擔世務，若不是劉備度量大，估計會吵起來;二顧茅廬時，在風雪小店中遇見石廣元、孟公威，劉備被這二位很委婉地下了逐客令：“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接下來遇到的諸葛亮岳父，也是個騎驢賞雪的閑人。

為什么要安排劉備見這些個與治國安邦毫不相關的人物呢？這種寫法其實是為顯示中國文化的多樣性，表明其既有積極入世的一面，也有高隱山林、獨善其身的一面。三國文化也不只有征戰(zhàn)沙場、足智多謀的一面，還有飄逸慵懶，清高超脫的一面。不管是什么時期，中國的文人士大夫，都會表現出這兩種精神面目。這樣的三國，才是一個全面而多元的三國。

總而言之，這是中國人對于人生和歷史的一種態(tài)度，即進得去，出得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來從另一個高度看問題。這種一出一隱的智慧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事實上，當時的南陽就是一個巨大的人才儲備庫，只不過儲備庫里的人才往往又以隱者的面目出現。劉備碰到的那些閑散高人，既是隱士，同時也都是能治國安邦、行軍布陣的人才，例如諸葛亮、龐統、鄧艾等。

這兩種文化往往是一種精神的兩個面，出世也好，入世也好，都保存一種高尚的精神。

關于這些隱士的情節(jié)，正好呼應了前面那首詞(盡管是后來加上去的)所描繪的：“白發(fā)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中國文化的傳統，既有英雄主義的激昂，又有看淡風云、我自瀟灑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