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追逐美色，在男權社會中屢見不鮮。

現代社會，官員的緋聞亦不斷見諸媒體，讓人想起清朝官員的性丑聞。

1、清初嚴厲禁娼

清初，統治者吸取明朝荒淫亡國的教訓，下令京城之內嚴禁各級官員嫖娼狎妓、侑酒行歡，違者削職問罪。《大清律例》規定，文武官員嫖娼、吃花酒的要打六十大棍，拉皮條的打三十大棍。

此政策在咸豐之前貫徹得比較徹底，京城的妓院幾致關門停業。平康北里的官妓幾乎絕跡，即使有些私窯暗娼，一般官員也不敢問津。

但官員們另辟了蹊徑，玩同性戀，狎相公、逛相公堂子(男娼館)，狎伶之風在官員中盛行一時，巨商富賈、達官貴人紛紛買來眉清目秀的小男孩當男寵。

2、清中葉流行男風

乾隆之后，男風盛行，以至于公卿大夫竟以狎妓為恥。

野史說，乾隆帝與和珅就有段同性戀秘史。只活了19歲的同治帝，18歲微服私訪，在小酒館結識了一個河南書生，兩人相好了一場。廣東東莞一花甲老頭酷好男風，死后，其寵男竟以命殉死。

《品花寶鑒》中的狎伶老手、乾隆狀元畢秋帆，當其妻子稱男娼還不如老媽子時，他說：“這些相公的好處，好在面有女容，身無女體，可以娛目，可以制心，使人有歡樂而無欲念，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清朝官員還流行狎伶。戲院粉墨登場的男旦尤擅長以眉目傳情，特別是演潘金蓮、紡棉花、釘缸等“黃戲”，很吸引男人。這些男旦，紅極一時的被稱為“紅相公”，門庭冷落的則是“黑相公”。如清初入京的王紫稼，紅極一時，成為豪門權貴、文人雅士追捧的對象。

據說，在清朝男風盛行的時候，伶人見了妓女，還要相互行禮請安。理由是妓女雖然淪落風塵，一旦從良，還有受誥封的希望，而伶人絕沒這個資格。

3、咸豐后狎妓成風

咸豐年間，嫖娼禁令日漸松弛，京城八大胡同中的“清吟小班”和“茶室”經常有官員悄悄出入。到了同治、光緒年間，狎妓之風就變得堂而皇之了。

1900年，庚子之亂后，傳統社會倫理道德觀念解體，道德墮落到了極點，百姓對“妓”和“煙”普遍認同，逛窯子和進大煙館成為當時的時尚。官場酒席間無妓不飲、無妓不歡。

《京華春夢》說，京城的韓家潭、陜西巷(八大胡同地名)等地，妓院林立。南方的美女，紛紛“北漂”淘金，長安街滿是從浙江、江蘇來的佳人。

1905年，妓院獲得了官方的營業執照，妓捐成了警察部門的財源。逛窯子成為京官的主要娛樂方式，一些官僚還納妓為妾。一些候補官員，也借來官服，擺出官架，坐著官轎，由男仆打著燈籠去妓院嫖娼。

當時的京城名妓賽金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在京里這么一住，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覺得這樣來去不太方便，便邀請我到他們府里，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里去應酬，像莊王府(載勛)、慶王府(奕劻)我都是常去的。”

4 、載振的性丑聞

晚清，段芝貴把楊翠喜送給慶親王之子載振之事更是鬧得沸沸揚揚。段是袁世凱的得力干將、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總辦。袁世凱野心勃勃，段就拼命為他拉攏滿清王公，也為自己找升官發財的捷徑。

楊翠喜為河北通州人，幼年家貧被賣給樂戶習藝，豆蔻年華出落得秀眉慧眼，瓊鼻櫻唇，肌膚如玉，婀娜多姿。一副金嗓子，更以演花旦戲見長。

當時，對她追求最猛烈的是風流才子李叔同，他每晚都到楊翠喜唱戲的“天仙園”捧場，散戲后便提著燈籠陪著她回家。他為楊翠喜解說戲文的歷史背景，指導楊翠喜唱戲的身段和唱腔。對楊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師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為兩人可以締結鴛盟，共度一生。

1906年，慶親王奕劻之子載振赴天津，袁世凱和段芝貴宴會后選天津名伶演出以娛載振。楊翠喜珠喉婉轉，嬌態盈盈，將風月之情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滿場喝彩，更令載振贊不絕口。

袁、段會意，即叫人奔走說合，以10萬大洋(約今1200萬元)的身價，換得楊翠喜允諾，在次日夜送入載振新館。接著，段芝貴升為黑龍江巡撫。

5 、清末的花國選美

清末一些官紳，還每年張羅起“花國選美”。李伯元主筆的《游戲報》、吳趼人主持的《笑報》、梁啟超創辦的《時務報》，在1895年至1897年，連續三年張榜評點花魁。因此，他們得了“騷壇盟主”、“花界提調”的稱號。

有些花榜主持人，如二愛仙人李芋仙、柘湖漁郎、癡情醉眼生等，平時也把青樓當做消遣之地，以品花狎妓為樂事，以填詞吟詩為風流。不少妓女，經過他們的包裝、炒作，名聲大噪、紅得發紫。

清末世風侈靡，官員們于紅燈區醉生夢死，一擲千金，清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漸漸流失，草民恨官如仇。待孫中山等人振臂一呼，這個腐朽王朝即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