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有一個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權對歷史和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就是司馬氏及其建立的晉王朝。司馬氏先后建立了西晉 和東晉兩個政權。西晉建立于265年，280年滅東吳，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漢以來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發“八王之 亂”，接著永嘉之亂、五胡內遷，流民起義，全國陷入大混亂。316年，西晉滅亡。西晉共51年，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西晉滅亡后，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東晉政權。東晉從317年到420年，共103年。以西晉歷史為例，從司馬懿發動政變控制曹魏大權，到晉武帝司馬炎代魏建晉，再到最后一個皇帝晉愍帝司馬鄴被毒死，西晉滅亡， 司馬家族與西晉政權的興與衰緊密相連，從始至終充滿了激烈的政治斗爭。研究西晉的興衰過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周期律。我們從西晉的興衰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司馬炎作為西晉的開國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夠以國事為重，勵精圖治，實行無為而治的寬松政治，使社會矛盾有所緩解。泰始四年 （268），司馬炎發布詔書：“永惟保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意思是，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治理國家的核心。

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主張，本意是無所作為，但是運用到治國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對人民少干擾，輕徭薄賦，不大 興土木，不瞎折騰，讓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環境。歷史證明，國家在社會動蕩之后實行這樣的政策，會使社會安定，經濟恢 復。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為實行了清靜無為的政策。同年，司馬炎又在詔書中提出治國5條原則：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當政者要以身作則，起好作用；“勤百姓”，關注百姓的生活；“撫孤寡”，關心社會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難的那些人；“敦本息 末”，這是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本”指農業，“末”指商業，“敦本息末”就是要重農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際關系弄得太繁瑣復雜。

為使詔書的精神落到實處，司馬炎帶頭遵守執行。比如，他嚴禁奢侈。有一年司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帶禮物前來祝賀，司馬炎予 以禁止。有一太醫向司馬炎獻上一件雉頭裘，精美無比。可司馬炎不但沒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氣，一怒之下當眾焚燒于殿前。并下令：朝 廷內外再有人敢這樣做，一定以罪論之。司馬炎這樣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對社會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馬炎在位期間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滅東吳的戰爭，實現了天下歸一，三國歸晉。晉武帝司馬炎發動的滅東吳戰役具有重要的歷 史意義，西晉是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歷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國統一。國家的統一對于民族凝聚力的匯集和民族融合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 用。

然而，在國家統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馬炎開始飄飄然了，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生活上由提倡節儉開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晉 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官僚大臣爭相貪污斂財，炫富比富。社會風氣變得腐敗不堪，西晉王朝淪落為歷史上最腐敗的政權之一。西晉社會風氣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風氣最為突出，嚴重地腐蝕社會機體。

第一，奢侈腐化之風。西晉統治集團腐化先從皇帝開始。晉武帝司馬炎在民間大選宮女。后宮宮女多達數千，但他仍不滿足，滅吳之 后，又把吳國宮中數千名宮女運到洛陽。這樣，后宮宮女達到萬人。由于宮女太多，司馬炎不知所從，有時就坐在一輛羊拉的車上在宮里 轉悠，車停在哪個宮女的門口，就在哪兒過夜。

皇帝如此荒淫無度、縱情享樂，怎么能對下面進行約束？于是那些皇親貴戚、官僚大臣緊隨其后，極盡奢華，縱情聲色。有的講究 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斂了許多錢財，每天吃的費用多達一萬錢。面對無比豐盛的食物，他居然說：“簡直沒有值得下筷子的東西！”其子 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飯的花費達到兩萬，超過其父一倍！

西晉盛行炫富、比富之風，石崇和王愷比富斗寶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晉，有些權勢過大、財產過多的人，牛氣沖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殺人當兒戲！據《晉書·王愷傳》記載：外戚王愷在宴請賓客時常安排一些女伎奏樂助興，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調，王愷便當眾把她處 死。石崇也是個以殺人為樂的極其殘忍的家伙。每次請客飲酒，常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讓侍衛把美人殺掉。一次王敦 與他的從兄王導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結果石崇斬了三個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惡狠狠地說：“他自己殺對社會自上而下崇尚奢華的現象，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書，憤怒指出：“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第二，金錢崇拜之風。在司馬炎的縱容和包庇下，西晉的官僚富豪們不遺余力地追求利益，貪婪地搜刮民財，金錢成為對他們最有吸 引力的東西。有了錢就沒有辦不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