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文，政府求賢若渴，打破唐科舉錄取之例，將皇恩覆蓋到落榜生階層，推出了“特奏名”制度。科舉考生，落榜并不可怕，只要年復一年地堅持考，考上十年八年，極有可能被取為“特奏名”，賜予功名，終生享受俸祿。

傳柳永父柳宜、叔柳宣、兄柳三復柳三接、子柳涚、侄柳淇均為進士。柳永卻于景祐元年(1034年)年近半百才賜進士出身。圖為戴敦邦的《柳永·雨霖鈴》圖

1、擴大了科舉取士的名額，減少落榜生

在唐代，每年各科考試錄取者不超過50人，甚至常常是一二十人，實在是少得可憐。而急需人才的宋初，政府把錄取的名額擴大了十倍甚至二十倍，通過科舉考試而授予官職者甚眾。

太宗在位21年，由科舉授官者近萬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在位41年，三年一舉，共13舉，以進士科入仕者4570人，平均每舉取351名左右。徽宗在位時，平均每舉取680余名。而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至端平二年(1235年)，35年間共取士5917人。

僅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就錄取進士190人、諸科207人，在10-15舉未考上者取“特奏名”184人，計581人。學子們只要勤奮好學，總會有出頭之日。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已錄進士28人、諸科100人，人數少了些，引來了抗議。太宗干脆讓未錄取者進行復試，再錄了700余人，為正榜生的五倍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恐怕是錄取最多的一次：進士409人、諸科430人、“特奏名”900余人，計1800余人。《宋史·選舉志》評曰：“較藝之祥，推恩之廣，近代所余未有也。”

錄取多了，不好安置。于是，仁宗規定：“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為限。”但這個規定后來被逐次突破，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錄850人。南宋寶慶二年(1226年)錄987人。這對讀書人來說，招得越多，落榜的概率就越低，吃皇糧的概率也就越高。

2、太祖同情屢屢落榜者，推出“特奏名”

自隋唐始，科舉已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讀書人年復一年地參加科舉，總還有許多人難以被錄取。宋朝對這些屢屢落榜者給予了特別關照。開寶三年(970年)，太祖特詔賜貢士(解送禮部應試的舉人)、諸科連續15次以上未錄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宋人王栐在《燕翼詒謀錄》中說，太祖特別同情這些人，說他們“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認為如果國家不用他們，他們就被廢棄了，這多可惜！

興國二年(977年)，太宗下詔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從此開始。此后，凡省試多次落第者另立冊上報皇帝，恩準他們參加殿試，評出等第，賜予進士出身或相應官銜。這些人稱為“特奏名”。

后來，“特奏名”的條件漸寬，至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詔：“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朱彧《萍州可談》卷一載，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一位七十余歲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試策問試卷寫道：“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愿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便被“特給初品官，食俸終身”。

喊幾聲“萬歲”，就能做官吃俸祿，以致“特奏名”考生比正式考生還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殿試正式考生為140人，“特奏名”卻多達900余人。《宋史·選舉志》載，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御試得正名奏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這種特恩，無疑拓寬了讀書人的仕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