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天寶初，入長安，賀知章見了，稱為謫仙人，薦于唐玄宗，待詔翰林。

他所作詩歌，總體風格豪放俊邁，清新飄逸，大氣磅礴，氣勢十足。既反映了唐代的繁榮景象，也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和腐敗，表現出蔑視權貴，反抗傳統束縛，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積極精神，極具浪漫主義情懷。

他所作詞賦，宋人已有傳記(如文瑩《湘山野錄》卷上)，就其開創意義及藝術成就而言，“李白詞”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李白為何終生不參加科舉考試？

說法一：

李白生平里，有件事非常可疑。李白終生不參加科舉考試，這是為什么呢？ 當然李白自己說我是天才，天才哪有參加考試的？果真如此么？ 唐代的一個讀書人不去參加科舉考試，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唐代人要出人頭地，通常有兩條途徑：你本來就是王公貴族的后人，可以享受政府特殊照顧。萬一你不是這個出身，又想上進，正規的渠道就是考進士。

唐代的進士文化，對詩人的人格影響太大。哪些人詩寫得雍容華貴，哪些人詩寫得苦大仇深，都跟考進士有關。像王維那樣一考就中的，詩肯定雍容華貴。詩寫得苦大仇深，要么是沒考上，要么起碼八年抗戰才考上的。杜甫的詩為什么苦大仇深？考了兩次都沒考上。孟郊更慘，考得心態都扭曲了。

為了考進士傾家蕩產，把家具都典當了，“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多傷心啊！孟郊46歲終于考上進士了，心花怒放地寫了一首《登科后》詩：“昔日齷齪不堪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觀盡長安花。”以前我是個無名的人，你們看不起我都是應該的。可現在我是新科進士，我要把長安所有的青樓逛遍，把所有的妓院頭牌都叫過來陪我喝酒。

唐代考上進士之后，有兩樣最榮耀的事情：一個是慈恩塔上題名。白居易就寫過“慈恩塔上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還有一個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青樓都張燈結彩，夜夜笙歌，都是新科狀元來游。大把的錢往里頭扔，我估計背后也有很多廠家贊助。當時的大族選女婿，都瞄著新科進士。因為你在唐代考取進士，如果又能做翰林的話，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做宰相。

當時的背景就是這樣，讀書人必須走科舉這條路。李白憑什么不走？當然他有自己的借口：我是天才，我懶得考進士。但這是托辭。實際上李白有難言之隱，跟他的身世有關。他沒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在唐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參加科舉考試的。 白居易年輕時候寫過一組文章，叫《百道判》。唐代科舉考試，到中唐的時候有一個習慣，考進士要考你判案的能力。白居易特聰明，他自己做模擬題，就編了100個案例，然后事先把答案做好。其中有一道“判”，討論的是：商人的兒子能不能參加進士考試？白居易說可以，他希望政策能夠開明一點。白居易專門做這樣一道模擬題，說明唐朝的慣例，商人的兒子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

唐代考進士，先要通過資格審查。“政審”的時候，要注明：一、“郡縣鄉里名籍”，你是哪個地方人？二、“父祖官名”，你的父親，還有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外還規定，如果家里是做商業買賣的，或者關系比較近的親屬是做生意的，你就別來考進士。當然，罪犯的后人，更沒有資格。李白的身世，恰好兩條都占了。一是罪人之后，二是商人之子。你想考進士，連門兒都沒有。人都是這樣的，你已經把我資格都剝奪了，我還奴顏卑膝地求你？天才李白絕不會這么干。李白就說，你不讓我考，我還看不起你進士考試呢！我不考科舉，我就靠自我炒作，炒出大名來，讓你皇帝老兒親自把我請過去。這是李白的情結。

說法二：

作為中國文學史中一個標志性人物，李白的能力毋庸置疑，那么，這么一個渴望建功立業的杰出人物，為何終生不走科舉道路，反而奔走豪門，通過“走后門”的途徑進入仕途？

王元明說：有了“北門厄事件”這把“總鑰匙”，這個撲朔迷離的千古疑案，一下子豁然開朗……科舉“大道如青天”，李白緣何“我獨不得出”？唐代沿襲隋代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士族通過世代沿襲的方法壟斷政權的落后傳統，來自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和出身普通農家的底層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終于有了出路，“朝為田舍郎，暮為狀元公”，應該說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通過科舉取得入仕資格，成了唐代文人最普遍的選擇，無論是杜甫、白居易，還是韓愈、柳宗元，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利用科舉得到了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機會，像李賀那樣，因為父親名諱(李賀父親名叫李晉肅，“晉肅”和“進士”聲音相近，為避諱不能參加科舉)而放棄科舉的，可以說少而又少。在整個文人階層積極參與科舉的熱潮下，李白卻偏偏特立獨行，放棄科舉，終日游走于達官貴族之門，希望通過“走后門”的方式進入仕途。這是為何？對于這一奇怪現象，絕大多數學者的解釋是，李白心高氣傲，“不屑于”走科舉道路。

王元明認為這一說法很不妥當，放棄科舉而去“走后門”，未必是因為心高氣傲，在奔走豪門的過程中，李白往往是以犧牲尊嚴和人格為代價的。在《上安州裴長史書》最后，李白這樣寫道：“愿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王元明說：請大家仔細回味，“愿君侯惠以大遇”以后八句，李白說的何其慷慨，何其激昂;然而“若赫然作威”以下，李白說的何其無奈，何其悲憤！尤其是“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兩句，多么凄涼，哪里有半點“心高氣傲”？排除了“心高氣傲”的因素，唐代科舉道路既然“大道如青天”，李白為何“我獨不得出”？

身世不清，李白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還是讓我們回到“北門厄事件”這個切入點上。王元明說：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科舉考試的程序早已正規化、嚴格化了。朝廷明文規定：到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士子，必須經過地方官的嚴密審查并予以推薦，被推薦人不一定都是貴族子弟，但起碼是品學兼優、家世清白的良家子弟。

通過對“北門厄事件”事件的分析，讀者已經知道李白出身貧寒之家，本是斗雞徒，曾經在斗雞徒群毆中“手刃數人”，他又逃亡蛾眉山避難，隱姓埋名。像這樣有過“劣跡”、家世不清的人，哪個地方官敢于推薦他參加科舉考試？另外，“北門厄事件”后，李白隱其真名真姓，自稱“涼武昭王(李) 暠九世孫”，和唐代皇家同宗。李白這種說法，自己隨便說說，別人姑妄聽之可以，一旦對方較真，李白可就沒招了。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發布詔書，續牒認親。詔書中說：“天寶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詔：殿中侍御史李彥允等奏稱，與聯同承涼武昭王后，請甄敘者。源流實同，譜牒猶著。自今已后，涼武昭王孫寶已下，絳郡、姑臧、敦煌、武陽等四公子孫，并宜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見《唐會要》卷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正是在天寶元年秋受詔入京的，“玄宗召見于金鑾殿，異禮有加，命為待詔翰林”，處于仕途中最得意的時候。如果李白真是“涼武昭王(李) 暠九世孫”，那么按照輩分，他就是唐玄宗的族爺，皇帝還能不更加尊敬他、提拔他？可后來李白并沒有和皇帝續家譜，也沒有入宗正寺。這是因為李白本來并不姓李，無法較真。既然李白不敢續譜認親，他說的“本家隴西人”，自然也屬假冒，這也從反面證明了王元明“李白生于洛陽說”的正確性。顯而易見，李白并不是不想參加科舉考試，而是無法通過地方官“政審”這一關。在這種情況下，李白不得不放棄科舉考試，轉而尋求達官貴人推薦。

連救命恩人陸調也不敢推薦李白入仕

即使想通過達官貴人推薦的辦法進入仕途，李白不清不楚的身世，也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

為了尋求進入仕途的推薦人，李白曾經寫了《上安州李長史書》、《上安州裴長史書》、《與韓荊州書》、《贈張相鎬二首》等大量尋求幫助的信函、詩歌，但大都泥牛入海，沒有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張鎬曾經“喜識拔后進，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新唐書·張相鎬傳》)，以識人、薦人著稱，但對于“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李白，他卻不肯推薦，應該和李白身世不清有關。最具代表性的是陸調。在“北門厄事件”中，陸調是李白的救命恩人。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2年)，李白寫作《敘舊贈江陽宰陸調》時，陸調官任江陽縣令，就在張鎬手下做官，但他既沒有留李白在縣衙做官，也沒有向張鎬或朝廷推薦李白。

原因很簡單，陸調最了解李白的復雜身世，年輕時他可以憑義氣救李白于危難，但隨著年齡漸長和飽經世故，他對李白的態度可能會表面熱情、內心冷淡了。后來，陸調官至袁州別駕，成為和張鎬關系密切的“故吏”，肯定擁有推薦官員的權力，但他一直沒有推薦李白。王元明說，李白在詩中，曾多次寫出人情世態：“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古風五十九首》)，“前門長揖后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雖然這并不一定是針對陸調，但顯然李白對陸調的態度也冷淡下來。可以肯定的是，自寫作《敘舊贈江陽宰陸調》之后，李白再也沒有和陸調有過交往，也沒有再寫一篇和陸調有關的詩文。

最初推薦李白的，居然是一位道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推薦李白的，不是什么達官貴人，卻是和官場有一定聯系的道士吳筠。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在吳筠的極力推薦下，朝廷下詔把李白征到首都長安，此時李白已經42歲。

王元明分析說：吳筠敢于第一個推薦李白，當然和李白才干超群有關。但更現實的因素，是因為吳筠作為出家人，即使推薦錯了，他也不用擔負什么責任，“無官一身輕”的他即使是李白家世不清的前提下，他敢推薦李白。在長安期間，李白廣泛奔走于社會名流、豪門貴族中間，或主動求見，或詩詞唱和。李白的詩歌天才，不但得到了時任太子賓客、唐代著名文學家賀知章的贊揚和推薦，再加上玉真公主的推薦，唐玄宗這才讓李白供奉翰林，除了讓他寫一些宮廷詩歌，偶爾也讓他起草一些詔告文件。

李白這種“劍走偏鋒”的入仕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翰林學士這種閑職讓李白感到苦悶彷徨，“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另一方面，李白“揄揚九重萬乘主”的狂放性格，得罪了當朝權貴，在唐玄宗寵信太監高力士等人的誹謗、誣蔑下，李白被“賜金放還”，從此離開了官場。

王元明說，從《敘舊贈江陽宰陸調》可以看出，即使李白當了“翰林學士”這樣的高官，他也沒有洗刷“北門厄事件”之恥，可見其對手或其后臺的職務，應該比翰林學士要高。

由此可見，“北門厄事件”讓李白隱姓埋名、遠走他鄉，而且極大影響了他的仕途，成了他一生的“難言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