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殺士大夫是宋王朝給很多后人留下的最美好記憶。雖然早在先秦時代，古人就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的理念。但隨著歷代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皇帝蹂躪大臣早已沒了妨礙。即使是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也沒有哪個能做到對士大夫額外留情的。

那么，宋代究竟為何能貫徹該制度？應當歸功于宋朝皇帝的德行，還是另有原因呢？

不殺士大夫源出何典

不殺士大夫被認為是趙匡胤留下的祖訓

宋朝不殺士大夫的說法其實應該是不輕殺士大夫，因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免不了在小范圍殺戮的。

這個說法除了民國時期的疑古學派外，在史學界已成為公論。但這一說法其實源于南宋時代，大概意思是：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刻碑立誓，命后世皇帝不得以言殺士大夫。被后人稱之為太祖誓碑。

如果仔細分析歷史，這個說法其實還是存疑。因為被認為反對殺士大夫的宋太祖反倒是宋朝殺戮士大夫較為頻繁的皇帝。如果太祖真立過此碑，則相當于一種不合時宜的自我否定。而且太祖碑刻的實物已不可考，更不見于北宋史料，反而集中出現于南宋史料。

趙匡胤：朕也記不清了

宋朝真正不殺士大夫的時間段，主要集中在北宋中后期和南宋。那時只要不是犯下謀反一類的大罪，基本見不到誅殺士大夫的記載。甚至連免官這類懲戒都極為罕見，導致宋朝官場出現了只有增官，極少除官的可怕現象。可見，太祖碑刻真偽有待考證，宋朝不輕殺士大夫也有一個緩慢發展與形成的過程。

趙匡胤雖然被認為比較寬容卻一樣會殺士大夫

官員間的裙帶互保

宋朝時士大夫已經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

宋朝時期的冗官現象在上文中已有提及，而冗官衍生出的一系列裙帶關系，又進一步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冗官現象。在此不得不提及宋朝的另一個弊政——恩蔭制度。

所謂恩蔭，簡單講就是俗話中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只要有一個人在朝為官，他們親屬朋友一同在各部門任職的人數就可能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比如政和六年，一年的恩蔭人數就達到一千四百六十以上。可見恩蔭制度已經讓宋朝的官員士大夫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稱得上一個新的階層。

恩蔭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官員中有一人犯罪，則可以動用全家上下一起來打點關系。有些官員即使罪大惡極，也能靠裙帶關系免于嚴懲，甚至不予追究。

里面有人待遇就是不一樣

如掌管香藥榷易院的王淮，犯下坐贓論當棄市的貪污罪行。結果卻因為其兄長王沔是朝廷內任職的參知政事，幫著上下打點關系。最終讓他僅僅被罰了個打100下屁股，降職為定遠主簿的輕微處罰。

又如率領光化軍的尚書永部員外郎--韓綱。因為虐待士卒引發兵變，只能棄城而逃。這種彌天大罪下，居然也因為當朝的權要之臣都和他的舊相識，而被免去了幾乎所有的重罰。

當然，朝堂上還有些沒有沾親帶故，權勢也相對微弱的官員。但他們也一樣可以能避過懲罰。對于這類小官，乃至某些朋黨的政敵，分屬于不同利益團體的士大夫們，都自發的進行保護。這不僅僅是基于憐憫，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文彥博與蔡確原本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

如宰相蔡確被貶后心有不甘，寫了些謗譏之詞，被知漢陽軍吳處厚查獲后上繳朝廷，導致舉朝大嘩。當時蔡確的死對頭文彥博卻并未借機痛打落水狗，僅僅要求將其貶官到嶺南。即使如此，其他士大夫仍覺太過，萬口同聲的呼吁不要量刑太過。即便是那些平日里正義感爆棚的正人君子，也站出來努力營救。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對這類現象吐露過自己的心聲：今天的不痛打落水狗，是為了以后自己能在落難時獲得幫助。

范仲淹身居高位不會不懂士大夫官員內部的結構紐帶

溫情的潛規則

與士大夫文官相比宋代武將的日子一般不會很好過

在當時的宋朝士大夫看來，流血的政治只不過是幼稚的斗爭方式，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平衡各方勢力。所以必須有一套規則限制其烈度。不殺士大夫正是歷代士大夫們用以限制斗爭烈度的政治規則。

新黨也好，舊黨也罷，無論贏家是誰，都必須在這個規則內博弈。否則一旦皇權開了殺人的先例，誰也不知道下一個遭難的會是哪個。所以，宋朝的黨爭中通常不會對敵人下死手，因為這樣做會破壞官場的內部規則。

也由于士大夫階層的持續做大，朝中沒有與之抗衡的勢力存在，使得皇權在士人面前也不得不妥協退讓。皇帝每次想誅殺大臣時，往往都在大臣的齊聲反對中不了了之。

宋神宗時因為陜西兵敗，下令斬一漕官。當時的宰相蔡確不肯執行，并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為由，向神宗施壓。神宗不得不把懲罰改為面部刺字并發配到邊境地區。即便如此法外開恩，還是遭到士大夫階層的一致抗議。

面對士大夫的抱團宋神宗也是無奈

到北宋后期，士大夫階層甚至都懶得再找借口。只要大臣犯錯，就會頂一句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士人。這也演變成了宋代朝堂上的潛規則。所以，宋朝不殺士大夫的現象，并非皇帝主動給予士大夫的優待，而是士大夫階層通過與皇權的不斷斗爭，從而為自己爭得的一項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