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武宗南巡至儀真(今江蘇儀征)。在儀真期間，向全國發表了一道不解的禁令。全文如下：

「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武宗自封爵公，當者，即本的意思)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省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

此文的大意是：武宗指自己屬豬，而且他及其家屬姓朱，跟「豬」同音，吃了又罹患疾病，各地只許養牛羊，不能吃豬丶喂豬丶以及買賣屠宰。如果違反的就處以流放的刑罰，而且更要一家大小充軍。

武宗的禁令一下，發生了一派熱鬧但又恐怖的現象。有史料記載，較為富裕的人家一概把豬投入水中淹死，而一般平民則妁所養的豬屠殺，一瞬間中國沒有豬的影子了。當然，此命令執行得最徹底的是皇帝周圍的地區。

由于不許養豬，唯有把現存的豬盡殺，或減價賤賣。有賣有買，買來不吃的又做什麼呢？對于這個問題，實在是武宗本人始料未及的。

由于帝王時代，尤其在君主專制的高峰點的明朝，沒有人敢開罪皇帝，唯恐措詞不當而招來橫禍。反而是內閣首輔楊廷和聞得此事，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二月初上了《請免禁殺豬疏》，對武宗詔禁殺豬只的后果陳述，該疏言簡意賅：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圣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丶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其由。

臣等竊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效廟廷祭祀丶宴享膳饈之供，下而百官百姓日用飲食之資給，皆在于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況小民畜養貿易，以此為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

至今十二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為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耆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者，尚且不諱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

又況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系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后世，亦非細故，誠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勿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武宗禁豬令發布后，受影響最大的是江北地區一直達于京師。一個月后，留守京師的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方獲悉此事，于是他于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專門就此事上了一道《請免禁殺豬疏》。

楊廷和稱命令頒布后，各處城鄉居民畏懼重罪，紛紛將所養之豬盡行殺賣，有的甚至將小豬掘地埋棄，致使人心惶惶。他認為民間豢養豬等牲畜，上為郊廟朝廷祭祀和宴飲之供，下為官民日用飲食之資，不可一日有缺。

楊廷和還逐條反駁了武宗禁豬的理由：

認為人至五十歲非食肉不飽，至于豬丶狗等牲畜都是養生之物，決非人致病的原因。人生瘡疫乃是血氣內傷丶風濕外感所致，而非食豬肉引起的。百姓以養豬賣肉為生計，只能鼓勵其孳息蕃育，怎麼能隨便禁止呢？再說十二干支生辰，所屬動物牲畜，皆術家推算星命之說，鄙俚荒誕，不可作為憑據。如果說國姓字音相同，古人對此尚且不避諱，現在怎麼能因其字音而避諱其他東西呢？為此，楊廷和建議重新頒詔天下，廢止禁豬令，讓百姓安于生計。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太常寺上奏稱近因禁豬令使國家祀典無法按常例進行，請求改更，用牛丶豬丶羊者止用牛丶羊，用豬丶羊者只用特羊。武宗最后批復仍舊用豬，只是在圣駕所過地方稍為回避即可。一場禁豬的鬧劇僅三個月就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