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701年-761年)，字摩詰，祖籍山西祁縣，其父遷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濟市)，遂為河東人。盛唐山水田園派詩人、畫家，外號“詩佛”，今存詩400余首。重要詩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維精通佛學。佛教有一部《維摩詰經》，是維摩詰菩薩講學的書。王維很欽佩維摩詰，所以自己名為“維”，字“摩詰”。

古代文人迫于生計，曲意逢迎，自我流放，已不是什么新鮮的事。如有的史官“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其實為的就是自己的飯碗，為的就是自己的腦袋。史官或文人，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為自己的主子歌功頌德，被自己的主子包養(yǎng)，從生存的角度講，任何人都無可指責。

但引起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的是唐代大詩人王維。據有人考證，王維與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關系非同一般。玉真公主與唐玄宗是同胞兄妹，深得她這個皇帝哥哥的溺愛，以至于年齡很大了也不出嫁(二十歲左右，但古代女子很難挺到這個歲數不嫁人)。可能是為了逃避，玉真公主“緇衣頓改昔年妝”，出家當了道士。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又沒有婚姻所累，她這個道士當得極其逍遙自在。這期間她結識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其中就包括王維。

王維與玉真公主的曖昧關系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王維在開元八年(720)首次應試名落孫山，后因音樂才能受到玉真公主的賞識，在次年就順利進士及第;二是王維與李白同歲，文才相當，同是孟浩然好友，又同在玉真公主寓所住過，但歷史文獻中找不到丁點兒有關他們之間友誼的記載，這可能是因為王維和李白都是玉真公主的情人，而他們是情敵的緣故;三是王維進士及第后得封為太樂丞，品級雖不高，但是皇室宮廷宴樂樂隊的小頭目。可后來卻因一個小過失貶去山東濟州做了司庫參軍——工作是看糧倉——而這可能與他未經玉真公主同意“擅自”娶妻，不愿再侍候公主有關。

推理過程就是這樣，結論是王維是玉真公主的情人，曾被包養(yǎng)過。這事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如此解釋的確是比較順暢。也難怪，王維詩畫雙絕，在大唐時代才氣的知名度比李白、杜甫還要高。再加上他“妙年潔白，風姿郁美”，是一等一的帥哥，受到公主的青睞是很自然的事情。

開元十九年，王維喪妻。此后三十年余生里他一直孤身未娶，而仕途倒一帆風順，直至尚書右丞。我們無法探知王維在這一過程中的想法，可由他“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這兩句詩來看，他的內心還是比較痛苦的，似乎在懺悔，似乎在尋求一種解脫。

好在本文不是探討王維是否真的被包養(yǎng)，而是由別人推測王維被包養(yǎng)，進而引出對文人良知的一種反思。

文章開頭說史家為生存而出賣“史德”的事歷史上很多，是因為在汗牛充棟的史書中只有極少一部分史家寫的史書被作為信史為后人所研究。

關于“史德”，《左傳》上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是當時齊國的崔杼殺了國君，齊國太史于是在史書上記載崔杼弒其君。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殺了。太史的弟弟繼任，繼續(xù)這樣記載，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另一個弟弟繼任，仍是這樣記載，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殺了。南史氏聽說太史全死了，拿著寫好了“崔杼弒其君”的竹簡前來，聽到事件已經如實記錄，這才回去。

這個故事說明還是有史官視“史德”重于生命的。但我并不贊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為他們死得太虧了。他們的死只能說明他們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是只任人宰殺的鴨子。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會發(fā)生無謂的死亡。

于是這里就講到了文人如何才能獲得自由身。答案是獲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濟的獨立。

再次回到王維這件事上，想一下他為什么去結識玉真公主，俗一點是為了求得科第門路，再俗一點就是為了生存。從王維中進士后的舉動來看，其實他并不真想依附于公主門下。一個大男人，靠女人吃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強硬的底氣——除非他有這方面的愛好。可惜的是王維除此之外卻又沒有別的選擇。他有才，但沒財。他不能像現在作家寫本暢銷書就能夠衣食無憂。所以，只要王維不想死，在沒有獲取功名之前，絕難逃脫被包養(yǎng)的命運，所不同的僅僅是包養(yǎng)人的不同。

而這不是只有中國文人才面臨的問題。歐洲歷史上就曾經存在過一種傳統，一些貴婦人常常以保護神的姿態(tài)幫助那些具有才華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為生活的壓力不得不依靠這些“富婆”。譬如華隆夫人與盧梭。當他們結識時，華隆夫人是一個大盧梭10歲的寡婦。盧梭吻她睡過的床，匍匐在她走過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華隆夫人則精心地把盧梭養(yǎng)起來。而梅克夫人與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書信往來多達1100多封。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則是每年6000盧布的回報。還有更露骨的，巴爾扎克22歲時，在給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寫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額財產的富孀。”想被包養(yǎng)之心切，溢于言表。還好因為文化的不同，他們之間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沒有深刻影響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沒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經濟獨立所凸顯的意義已經越來越明顯。為了擺脫被包養(yǎng)的命運，中國文人是積極探索過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魯迅是公務員兼大學教授。豐厚的工資成了他能夠暢快淋漓地痛罵和批判黑暗當局最強有力的后盾。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學教授。就連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來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們沒有經濟獨立，我們今天讀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雜文，動情的詩歌，而是迎合大眾口味讓人沉溺在鴛鴦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你或許會說這是現實主義，很俗，但它的的確確很務實，很有效，因為有錢才能人格獨立。臺灣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他認為要有勇氣、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撐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經濟基礎。在這方面，他認為自己是精明的“個體戶”、“單干戶”，是謀而后動、先立于不敗之地的。李敖說，他能挺直腰桿，跟他薄有財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臉色、不怕被封鎖有絕對關系。他像伏爾泰一樣，是有錢支撐的文人，早就脫離了“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窘境。

美國第三任總統富蘭克林說：兩個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認為金錢是一種力量，是競爭的力量，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你沒有金錢時，就沒有支撐點。”“腰包里揣一點錢，才能夠談一切，否則的話，一切都落空。”作為一個文人，腰包鼓自然就會擺脫被包養(yǎng)的厄運。

因此，你若也是個文人，一定要先摸摸錢袋問下自己，我被包養(yǎng)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