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出生于1750年，當時，由于清軍入關已百余年，北京城中的八旗兵醵主其家屬出現了嚴重的生活困難，時人稱為“八旗生計”問題。

和珅高祖尼牙哈那與其他八旗兵入關時，清朝統治者為了保證他們的生活，在北京周圍五百里地區圈占大量土地，分給八旗官兵人及家屬耕種。

但清朝統治者為維護京城安全，規定旗人出城四十里以上，必須到八旗都統處請假，這就使旗人實際上不能親自種地，只好將地租給漢族佃戶耕種。

加上旗人不善于經營農業，莊稼收成很差，因此許多旗人就干脆將所分旗地賣給佃種旗地的漢人，自己則靠當兵領餉為生。清初，旗人數量不多，又經常外出作戰，立軍功還有賞賜，一般旗人的生活比較富裕。

從康熙帝統一臺灣后，清朝戰爭多在邊疆地區進行，內地百余年無戰事。乾隆初年，北京城里的旗人經過休養生息，人口數量成倍增長，八旗兵的兵額仍然不變。

例如，過去旗人五口之家有一人當兵領餉，就能維持正常生活。如今五口增加為十幾口，還是一人的兵餉，即使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生活也難以為繼。清朝統治者雖然采取了賜給銀兩、適當增加兵額等辦法，但很難根本解決八旗生活。

現存清代文獻中多用“少貧無籍”四字來概括和珅童年時的生活。和珅家中的生計問題比北京城中其他八旗兵尤為嚴重。他雖然出身于官宦之家，過著吸奴使仆的生活。

但由于做官的父親突然病故，家中一下子沒有了收入來源。身為家中長子的和珅，過早地承受了艱辛的生活重擔。那時和珅與弟弟和琳正在讀書，都不到當兵領餉的年齡。

為了維持家庭的生活，完成自己和弟弟的學業，和珅經常派家人劉全千里迢迢去外祖父嘉謨家中求助。

和珅的外祖父嘉謨時為江南河道總督屬下河庫道員。嘉謨不僅資助和珅兄弟的學業，而且他的為官經歷對和珅一生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清代黃河、淮河經常決口，為治理問題、興修水利，清政府分別在江蘇、山東、直隸地區設立了三個河道總督，其中江南河道總督，簡稱南河總督，駐地在江蘇省北部清江浦，位于清代黃河、淮河、運河交匯之地，是清代南方糧食北運京城的關鍵地區。

清政府花在修理河道上的經費，一般都占國家歲收的十分之二。乾隆中期時，清朝國家每年財政收入大體是四千萬兩白銀，用在治理河道上的銀兩，常有八百萬兩以上。

清朝河道官員利用興修河道工程之機，中飽私囊，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

河道官員宴請賓客，一道菜的費用就需要上百兩銀子，宴席從早晨一直吃到半夜，一百多道菜有的動都沒動。做菜的廚師很多，因為每人常年只做一道菜，所以味道之鮮美，其他廚師無人能及。

河道官員所穿的皮襖，從來不去當地店鋪里購買。每到秋冬時節，他們派人出山海關，到東北皮毛產地買整張狐皮，歸來后由皮匠按皮張大小，分類制作，毛片顏色整齊無瑕，連京城中的皮貨商都自嘆不如。

河道官員的住宅極其講究，宅門之內、上房之中，不點油燈而用蠟燭照明。家中婦女所用珠翠金玉，數量之多無法計數。河道官員本人所佩戴的朝珠、黃板、攀指，價格動輒上千兩銀子。

他們衣服上佩戴一種琪南珠，價值三千兩銀子，懸掛在胸前，在半里外就能聞到香味，讓人以為步入了高級館舍。河道官員平時辦公時，衙署中總是商賈云集，書畫玩好無不具備，以隨時滿足他們的耳目之娛。

和珅外祖父嘉謨，官職是四品河道庫道員，充其量不過是中級官員。但清代每年用來治河的八百萬兩銀子，很大一部分經他手發放報銷入賬。可以說，嘉謨的官職是清朝所有官員中最有辦法撈錢的職務。

和珅少年時，對外祖父與河道官員的窮奢極欲生活早有耳聞。據說，那時一些鄉、會試落第的窮秀才、舉人、離京時常請熟悉的京官給河道總督寫封求助信，見到河道總督，臨行前至少能得到幾百兩銀子的“路費”。和珅是堂堂河庫道大人的外孫，所以了派家仆主全向外祖父嘉謨要錢，并不覺得難為情。

起初，嘉謨見到外孫的家人風塵仆仆地到來，每次都讓劉全滿意而歸。然而時間一長，嘉謨的態度發生了變經，給和珅的銀兩越來越少，有一次竟少到只給劉全五十兩銀子。

若不是嘉謨屬下吏員郭大昌鼎力相助，和珅可能會如同《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一樣窮困潦倒終生。

郭大昌，江蘇山陽人，其人洞徹水性、窮極世變，是當時江淮地區的傳奇人物。清代筆記有關郭大昌的記載說：“乾隆嘉慶之際，數十年凡奉特旨持節治澡，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咨詢，倚為安危，蓋奇士也。”

郭大昌因維持生計，時在嘉謨手下充當一名吏員，一年弄幾千兩銀子，過著富裕安逸的生活。

每次劉全來嘉謨這里討銀子，都由郭大昌出面替他款待。郭大昌因與劉全常在一起喝酒，一來二往，時間長了，兩人的關系也變得非同一般。他這回見到劉全只從嘉謨那里弄到五十兩銀子，就借說酒勁勸劉全道：

“劉全兄，我一你交往多年，憑你的本事，將來會有大出息，如果你愿意到我們這里謀一差事，肯定會富得流油！而你現在為他人做仆，步行千里往還，就為這幾十兩銀子來回奔命，你想想，值得嗎？”

劉全回答：“郭兄有所不知，河道工程上的千般好處，我當然記在心里。但我家主人乃將門之后，天生聰明無比，才智非他人所及。眼下讀書用功非常，已被皇上選拔到咸安宮官學。我不過辛苦二三年，將來主人一定會金帝題題名，前途無量。”

郭大昌聽后，覺得劉全說的很有道理。因為他知道，旗人愛朝廷特殊照顧，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大大多于漢人，劉全的主人若真如他所說的用功上進，中舉人成進士，實是易事。

旗人本來就少，有了功名，高官厚祿更不在話下。于是，郭大昌拿出一百兩銀子送給劉全，且告訴劉全，若以后他家主人有困難，他會盡力相幫。

正如劉全所說，和珅把擺脫家庭貧困的希望寄托在參加科舉考試上面。他和京城的滿族人都聽說過旗人吳達善中進士，官至湖廣督的故事。

吳達善之父原是駐防西安的一個旗兵，在戰場上靠搶掠致富，家中非常有錢。由于清朝規定旗人不得經商，其父便利用家中錢財雇人經商。

受雇之人為吳家備極辛苦，算盡錙銖之利，吳達善之父還以為賺得不夠。受雇者一怒之下說道：“要想一本萬利，就是讀書做官，別做什么生意。”

說者無心，聽者卻恍然大悟。吳達善之父把做生意的錢用來聘請著名學者，他本人則親自監督兒子們上課。他的六個兒子，五個中舉人出仁做字。

吳達善因為中進士，官做的最大，光任總督一職每年所得的養廉銀就有二萬兩。當官的好處可不止俸祿豐厚，傳說吳達善任云貴總督時，將出緬甸逃入云南的巨富宮里雁的寶石據為己有，發了一筆橫財。

和珅心里明白，滿洲旗人走科舉道路比漢族人有許多優越條件。這是因為清政權定鼎北京后，就利用國家政權力量建立了專供八旗子弟讀書的官學。

入學的學生都有生活補助，每人每月給銀1兩5錢，均由本旗發放。這些銀兩盡管數量有限，有時也能聊補無米之炊。倘若學習成績優秀，能進入旗人子弟爭著想上的咸安宮官學，生活和不習條件都能夠獲得改善，前途就更有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