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書吏，是中央與地方衙門中，專門負(fù)責(zé)文書處理與檔案收存人員的總稱。他們多是科舉落第的知識分子，雖無官的名分，卻行使著官員的部分職權(quán)。康熙帝晚年，“政寬事省”“無為而治”。諸多官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視政事，只依靠幕友和書吏辦事，以致吏治廢弛敗壞，各衙門書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夾私誣罔，賄賂行文”(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對書吏隊伍中的這種腐敗情弊，雍正帝曾尖銳地指出，官衙書吏“一塵不染者僅一、二人而已”(《清世宗實錄》)，已嚴(yán)重敗壞和妨礙國家的行政。因此，在他即位后，針對部院衙門的書吏進行全面清理整肅。

諭令革除“部費”

“部費”，是中央部院的書吏向地方公開索要各種小費的俗稱，上下皆知，公然行之。以兵部為例，據(jù)檔案載，僅陜西興漢鎮(zhèn)(今隸屬安康市)的兵丁，每年就要攤派湊銀300兩，作為到部辦事之用，其中慶賀表箋諸事每年送部費40兩，呈報冊籍諸事每年送銀24兩，這些已成定例。

雍正帝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頒諭指出：興漢一處如此，則各省與此處相類者亦必不少;兵部書吏如此，則其他部院衙門收取部費者亦定是大有人在。“此皆內(nèi)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飽私囊。”“著通告各省營伍，若有似此陋規(guī)，即嚴(yán)行禁革。如部科書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冊籍中故意搜求，著該管大臣等具折參奏。”(《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嚴(yán)禁需索訛詐

刑部衙門專司刑名，人命攸關(guān)，“部中奸滑胥役，得以操縱其事，暗地招搖”。收到好處費的，則援引輕例，有的甚至將地方督撫的補參咨文沉壓下來，暗中潛消其案，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沒有收到好處費的，雖然督撫聲明情有可原，應(yīng)予寬免，其胥役仍欺隱蒙混，不準(zhǔn)邀免。這樣，刑部胥役幾乎把持了這類補參案件，其標(biāo)準(zhǔn)就是以是否收到好處費來定能否寬免。為根除這一腐敗弊端，雍正帝頒諭：嗣后三法司會議案件，凡有行令補參者，督撫咨文到部，其或處或免作何完結(jié)之后，令刑部知會畫題衙門，公同刷卷，“如此，則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就刑部書吏的勒索舞弊問題，監(jiān)察御史耿大烈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呈的一道奏折中談到：充軍流放人犯，例可贖罪者，由刑部查明所犯情由奏聞，請旨定奪。然而，刑部“不法書吏竟敢任意作奸，或稱具呈有費，批呈有費，以及查對原案具奏先后遲速之間，百計勒索訛詐”(《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帝據(jù)耿大烈所奏，指令刑部各官“嚴(yán)禁書吏，不得借端需索”。

書吏不得主稿

書吏作弊，還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清朝刑罰，律無明文的多比照舊案。由于例案多變，辦案人員可以隨意比附，而且藉此還可以推卸責(zé)任，于是書吏便往往從私利出發(fā)，斷章取義。蔣良騏《東華錄》載，雍正朝刑部書吏在查閱文書檔案提供例案時，“往往刪去前后文詞只摘中間數(shù)語，即以所斷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議者，或避輕就重，或避重就輕，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針對這種情弊，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覺河圖具折指出，刑部衙門責(zé)任重大，一切“稿案”自應(yīng)由司員主稿，不得假手書吏，致滋弊端。在實際辦案過程中，常常是司員酌定主意，而敘稿成文卻出于書吏之手，致使書吏得以舞文弄弊，作奸犯科。為此，覺河圖奏請：“嗣后各司一應(yīng)檔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滿漢各官“親自主稿”。(《宮中檔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對此表示贊同，諭令照其所請實行。

嚴(yán)防增刪案卷

清初舊例，各部院衙門司官升遷調(diào)轉(zhuǎn)，其所掌管的案卷新舊交接時，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縫處或標(biāo)“封”字，或用司印，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制度上的漏洞，給掌管案卷的書吏進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機會，常有增刪案卷的事情發(fā)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頒諭各部院衙門：“收貯案卷，封禁雖嚴(yán)，而翻閱查對，不能脫書吏之手，盜取文移，改易字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嗣后司官遷轉(zhuǎn)，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具甘結(jié)，說堂存案。”一個月后，雍正帝又進一步指令：各衙門案卷，“有添寫處，亦用堂印。并設(shè)立印簿，開明年月、用印數(shù)目、用印司官姓名。如此，則無騰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此諭令從制度層面上嚴(yán)格約束了管理檔案的吏員。

禁止書吏饋送

雍正帝認(rèn)為書吏“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為此，他嚴(yán)禁各部院司官書吏向堂官饋贈送禮。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召見各部尚書、侍郎，當(dāng)面指出：“部院事務(wù)，每有本衙門堂官為司官書吏所蒙蔽，不能盡知。”同時更談到，各部院的司官書吏為往上爬，往往向堂官送禮，他說：“即使所饋無多，而一經(jīng)收受，則舉劾之際，不無瞻徇牽制。如其人果屬可舉，而曾經(jīng)收受饋遺，則雖公亦私，轉(zhuǎn)滋物議;如系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饋，情面難卻，或姑為容留，或濫行舉薦，必致貽誤公事，有違國家澄清吏治之大典。”(《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因此，雍正帝明令禁止部院堂官收受司官書吏的饋送。

禁止長期任職

雍正帝注意到，在各部院供職的書吏，時間一長，便會在衙門內(nèi)、在京城結(jié)下關(guān)系網(wǎng)，容易徇私作弊。為此，他規(guī)定，部院衙門的書吏必須五年一換，期滿不得再留。

上有禁令，下有對策。書吏們不能在本衙門繼續(xù)留職，“役滿之后，每復(fù)改換姓名，竄入別部，舞文作弊”。有的則“盤踞都中，呼朋引類，遇事生風(fēng)，影射撞騙，靡所不為”。有鑒于此，雍正帝又多次頒發(fā)諭旨，查拿這類書吏。他命令“都察院飭五城坊官嚴(yán)查訪緝，其有潛匿京師及附京州縣者，該地方官定以失察處分。有能拿獲者，以名數(shù)多寡，分別議敘”，“嚴(yán)禁缺主、掛名、冒籍、頂替”之徒混充官衙書吏。(《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由于雍正帝對中央機關(guān)書吏的大力整頓，“奸徒漸知斂跡，部務(wù)得以整齊”。乾隆帝登基后，還特地重申，沿用其父這套管束書吏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