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兩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權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董卓手握朝政大權，為人兇狠殘暴，除掉他，既是政治斗爭，也是為民除害;而蔡邕是一個不問政治的文人，一個眾人仰慕的知識分子，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卻說什么也不肯放過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讓人扼腕搖頭，更讓人匪夷所思。

關于蔡邕的死因，三種版本有三種說法。《三國演義》中說董卓被殺后，蔡邕“伏其尸而大哭”;謝承《后漢書》中說蔡邕“聞卓死，有嘆息之音”;范曄《后漢書》中則說蔡邕“及卓被誅，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于色”。三種說法雖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但蔡邕在不合適的場合，表現出了不該有的神態舉動，應該是有史可循的。

老實說，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蔡邕不一定精于政治，但未必不講政治。董卓被誅，王允掌權，在這種極為敏感的政治氣氛下，蔡邕即使感懷董卓對他的知遇之恩，但還不至于“伏尸大哭”，公然跳出來和王允鬧情緒、唱反調;如果僅僅因為下意識的“嘆息”或“動色”，就把蔡邕視為董卓同黨而被關押，被害死，那只能說是王允在故意找茬了。

董卓比蔡邕大一歲，比王允大五歲。在年代相同、年齡相仿的歷史條件下，董卓成為大老粗似的野蠻軍爺，蔡邕成為才華橫溢的文化巨匠，相比之下，王允成長得比較復雜。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文化精英;既主持正義，又心胸狹隘。蔡邕沒有死在殺人如麻的董卓刀下，反而死在頗具才華的王允手中，這無疑是“文人相輕”的又一典型案例。

歷史上，凡出類拔萃的文人，大都遭受過同類的嫉恨。如曹操對付妳衡，鐘會對付嵇康，王安石對付蘇東坡，這種同類相斥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不如人家精彩，名氣不如人家響亮，就用政治手段將比自己冒尖的文壇對手搞臭、搞死，是幾千年來文壇上的政治小人，或政壇上的文化小人所慣用的狠招。高標見嫉，也是包括蔡邕在內的不少文人屢遭迫害的歷史頑癥。

蔡邕(133—192)，字伯喈，陳留圉人，東漢末年一位能夠駕馭經史、天文、數學、繪畫、書法、音樂等門類的文化全才，一位在文壇上擁有絕對優勢、可以居高臨下的超級大師。與蔡邕相比，王允既是政客，也是文人。玩政治，他可以用計奪權，堪稱一流;搞文學，他還差點火候，尤其是和蔡邕站在一塊，那種黯然失色的自卑感，相形見拙的失落感，卻不是搞一次政變就能脫胎換骨的。

翻閱王允和蔡邕的簡歷，不難發現他們都有一顆拳拳愛國之心，都曾為反對宦官干政做出過努力和犧牲，都曾違心的依附過董卓，按說應該能找到一些共同語言。然而，王允思想偏執，氣量狹小，剛棱疾惡，圈子冷清，活得比較累;蔡邕思路開闊，豁達開朗，傲氣疏狂，交友甚廣，活得比較輕松。正是這種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和活躍狀態的巨大反差，才造成兩位知識分子之間的形同水火。所以，蔡邕栽在王允手里，是遲早的事。

蔡邕自知難逃此劫，乞求“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們也紛紛為他求情。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人氣越是這樣煽動朝野，就越發觸痛了王允嫉妒蔡邕的那根肺管子。王允雖有“王佐之才”，但每次與蔡邕辯論交鋒，都被搞得理屈詞窮，嘴笨舌僵。這種比別人矮半截的屈辱，這種口服心不服的窩火，這種在文壇上始終找不到感覺、爬不到巔峰的郁悶，在他手握生殺予奪的大權后，必然有一番歇斯底里的發泄。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圣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一部史學巨著被他說成“謗書”，一個文學巨匠被他看作“佞臣”，王允在發表這番是非顛倒的謬論時，早已殺氣騰騰。他害怕有損“圣德”是假，擔心遭受“訕議”是假，借機公報私怨、一掃惡氣才是真。文臣一旦心狠起來，往往比武將更可怕，更冷血。可憐蔡邕慘死獄中。

寫到這里，突然想起了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有篇談狐的文章。文章大略為：有客問狐仙最怕什么，狐仙回答說：狐！客惶惑不解，問：“既是同類，何以畏之？”狐仙正色曰：“天下唯同類可畏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故事雖然荒誕，卻寓意深刻。可惜，蔡邕出生的太早，沒機會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