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為“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撰寫過幾篇文章，其中最重要且有巨大影響力的還是那篇《我們不再受騙了》。《北斗》是文藝月刊，由丁玲主編。1931年9月創刊，共出八期即停刊了。魯迅此文最初發表于1932年5月20日，離它停刊，其實僅差兩月。

魯迅在這篇文中說：“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于滅亡。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讀過了這段話，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是再不諳世事的人們，也已經看到了這真實的世界。當然，我們是絕不能用現在進步了的眼光，來回看過去的歷史，因為，當年也許連上帝，也難于看清共產國際所演繹的那一團迷霧似的時代風云。誰也沒有先知先覺能預測到當時的蘇聯，在經過了時間的篩洗后，終于在冷戰結束之際崩潰了。當年，法國作家紀德去蘇聯，前后考察了兩次，回法后，他把當時蘇聯的真相寫成了《從蘇聯歸來》一書，但馬上遭致蘇聯以及不明真相的親蘇人士的攻擊，特別令紀德痛心的是，以人道主義著稱的大作家羅曼·羅蘭，也會對紀德施以那么激烈的攻擊。(見《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然而，時代的年輪和當時蘇聯真實的社會現狀，卻誰也不能抹殺或使之消亡。“歷史就是歷史，對已經發生的歷史，既不能隨心增刪，更不能任意文飾。”(見陳四益《奇想》)那么1932年的蘇聯，究竟是怎么一種狀況呢？據現已逐漸解密的資料，當時的蘇聯為了建設工業化強國，為了獲取國外機器制造的設備，加緊國內糧食生產，加緊了石油的出口。也就是魯迅在《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說的：蘇聯“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么？”是的，當時蘇聯的出口，確實使全世界吃驚！因當時“從1928年的出口不到100萬公擔，突猛增到1932年達到1810萬公擔，四年之內，提高了將近20倍。”(見曾彥修《天堂往事略》)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確是舉世皆驚的大舉措，且是大手筆。但是，為了提高這樣的出口生產的高效率，斯大林在國內采用了強制性的農村集體化運動。然而，廣大農民對集體化，以及強制性的種糧，卻無積極性可言。但為推行這一行動，斯大林卻動用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這一強權機構，對那些不愿意搞集體化的農民戶主，實行了專制政體所慣用的大逮捕方式。他把被管理的農民，當成“制造反革命陰謀、意在阻撓社會主義勝利的階級敵人”，作為反對當時集體化的敵人而消滅之。當時被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農民，甚至貧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禮拜的人。其實，這種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運動化生產方式，在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即全盤大集體化的那幾年里，已顯端倪。“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斯大林語)的行動方案，把那些富農給槍決了。至于富農以下的貧下中農如何？這時期在全蘇統一實現運動化的生產方式下，他們也只能是“無異于罪犯或奴工服勞役”般地生活著。

于是，1932年至1933年間，一場大饑荒，終于在蘇聯的大地上發生。

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斯大林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資料顯示，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執行了兩項重要任務。一是由于當時烏克蘭一帶地區饑饉最為嚴重(現有資料顯示，當時無重大自然災害)，故首先將饑餓中的烏克蘭人，同外界隔絕起來，甚至不讓外界往災區運送糧食，而烏克蘭人也不準離開居住地。所有的火車被克格勃占據著，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就被趕下火車，甚至一些烏克蘭的國家干部，也未能幸免。在那里人吃人的現象到處發生。有資料說，“僅三十年代初烏克蘭就餓死了七百萬人！”(見芲耳《切爾諾貝利：他依然沒有撤離》，載2011年《隨筆》第五期)當年，由于刑法中沒有人吃人的懲罰條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手中，進行懲處。與此同時，克格勃執行的第二個任務，是嚴密封鎖有關饑荒的消息，讓饑荒中的人們在與外界密不透風的環境中生活。當然，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饑荒，真要全部把它掩飾起來，使外界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世上畢竟沒有不透風的地方。人們透過層層鐵幕，總還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了一點大饑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現了關于蘇聯發生大饑荒的報導。

所以，魯迅在《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也說到這個問題，他說：“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以當時魯迅的生活與世界之接觸，我想，這些蘇聯訊息源應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資料的傳入，另是來自上海左聯的通訊和瞿秋白的接觸。但是，當時斯大林為了掩蓋這一情況，就精心安排外國政要和一些記者前往參觀訪問。凡參觀訪問者的消費，均由蘇聯官方接待，宴會又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給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榮，確是正在走前人從未走過的工業化道路。一些裝扮好了的“波將金的村莊”，在外國人還沒到來之前，就已經安排得非常妥貼了。然而鐵幕總要顯馬腳，現重讀魯迅的《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就可見一斑：“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于從前，仿佛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這一事，我是相信的。”當年的魯迅，也因對蘇聯國內的真實情況不太了解，故發出了對蘇聯非常善意和理解的聲音。

鐵幕往往能欺瞞很多人的眼球，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能明察秋毫的魯迅也不例外。當時，連兩任法國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也被蒙在鼓里，他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后，也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于蘇聯發生了饑荒，提高工作時間的謊言”。另一個西方人貝爾納爾·索伊也說：“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當時的《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約爾特·杜蘭金，還因為“對俄羅斯作出公正、坦誠的報導”，從而得到了“普利策”獎。他曾說道：“如今所有關于俄羅斯饑荒的報告，若非夸張，就是惡意宣傳。”英國阿特里斯·悉德尼·維伯，也在1932年至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后，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個別地區“從事破壞的居民”造成了農作物的“欠收”……寫到這此，真使人想起了我們的河南作家張一弓，他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塑造了我國1961年后的大饑荒時期，為救鄉親，甘冒死罪，舍身打開緊鎖的糧倉的這一基層干部形象。

你看，當時，在蘇聯這樣一片令世人矚目的大好的形勢下，的確很難怪我們的魯迅先生也說出了如下的話：“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么，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干什么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

那么，當時的蘇聯，在其它方面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魯迅在他文中曾說到的：“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么？關于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說，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覽會就二十次，列寧格勒兩次，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但據《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亞丁”，魯迅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豎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豎琴》的后記里，魯迅稱它“是關于‘凍’的一篇好作品”。至于這位作者，魯迅在后記中這樣告訴讀者：“現在已經被看作反動的作家，很少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實際情況遠比不讓他發表作品更要嚴重得多。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解密的蘇聯檔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擬驅逐的知識分子人員名單》(檔案號№：07315)中有這樣一條：“札米亞丁·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已逮捕，驅逐推遲至有專門指示——捷爾任斯基同志的委員會，今年8月31日決定。”這樣的秘密檔案，當年魯迅當然無從看到。(見朱正《重讀魯迅》)而札米亞丁，卻已在1931年流亡國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

魯迅的一生，始終是自覺地站在窮人、弱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一邊，這應該說是一種“同情弱勢群體”的最優秀的品質。但由于當時受通訊條件所限，無法讀到真實的資料，當然，更無法看到蘇聯的一些檔案，加之整個共產國際大形勢的背景下，魯迅的確無法獲知蘇聯國內真實的情況，但是，他畢竟曾被當年一個強大的斯大林專制政體所“忽悠”了。今日，距1932年5月20日魯迅發表此文時，已有八十年了;彈指一揮間，世界和中國，于此期間，發生了多么重大的變化，斯大林及其蘇聯這個名詞，也早成為了過往的歷史。但是，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視野看去，強大的忽悠者，實在是不應如此去蒙蔽人民大眾的眼睛，特別是一個有血性的、被大家所熱愛的中國文學家的眼睛的。當然，魯迅思想的那種復雜性，無論從客體乃或主體論之，1932年的世界與蘇聯發生的一切，如若我們重新回眸這段歷史，或多或少能為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研究現代問題，提供些許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