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非常重視臺諫制度(臺官糾察百官，諫官規諫君主)，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員因讜言直聲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數，千古名臣如范仲淹、歐陽修、包拯者，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諫官任上。然而，要論當時最敢說敢做的，則非蔡襄莫屬，堪稱北宋第一諫臣。蔡襄(1012-1067)，字君謨，福建仙游人(今福建仙游縣)，十九歲即以開封府鄉試第一的成績考取進士，名動京師，歷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諫院、知制誥、翰林學士、三司使、知福州等職，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點孑然獨立于士林，不入時流。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彈劾宰相呂夷簡獲罪，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縣)，歐陽修、余靖、尹洙論救，結果三人步范仲淹后塵貶出京城。當時，蔡襄還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言微資淺的他卻公開站出來仗義執言，作組詩《四賢一不肖》，稱頌范、歐、余、尹為“四賢”，臭罵在范仲淹貶官時推波助瀾的諫官高若訥為“不肖”。蔡襄這一組詩洋洋千言，氣勢磅礴，京城內外，士人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慶歷三年(1043年)，蔡襄與歐陽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為知諫院，出任諫官，這給了正直無私的蔡襄一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平臺，他更加執著于上書言事，匡時濟世。蔡襄生活的時代，北宋王朝已經有了七八十年的發展，朝廷承平日久，許多舊的制度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積弊叢生，危機四伏。當時，災情頻發，京東旱災，江淮蝗災，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憂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災異》奏折，直言不諱地指出：“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認為災害連連，因循守舊、人事不修的結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務實，樹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聞者悚然，把當時朝廷內外在大臣們嚇出一身冷汗。

慶歷四年(1044年)，開寶寺發生火災，安奉佛牙舍利的靈感塔被毀，朝野震驚，許多宮人甚至燒炙手臂，剃去頭發，表示對佛的崇敬歸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靈感塔地宮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內宮供養，并計劃重新建塔安奉。蔡襄聽說后，極力反對，他上書說：“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于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傳》)，意思是舍利若真有靈性的話，那它為什么連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護不了呢？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還認為不修人事、專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勞民傷財。蔡襄的話，擲地有聲，如同一支支離弦的響箭，紛紛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懷仁慈，除了繼續潛心佛法、關愛舍利之外，對蔡襄的話，倒也沒怎么計較。

蔡襄生性剛直，不僅敢說，而且敢做，不管是諫官任上，還是其他崗位上，“忤旨”、“抗上”，對于他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蔡襄工于書法，為當時第一，深得宋仁宗的喜歡。皇佑六年(1054年)，宋仁宗最寵幸的妃子張貴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隨即高規格為其治喪，比如追封她為溫成皇后，立忌、酌獻、立廟、建陵、立志等。后來，要在墓前立《溫成皇后碑》，碑文已經擬好，需要找一位書法高手來操刀，宋仁宗立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來就對宋仁宗高規格為張貴妃治喪心懷不滿，曾多次上疏諫阻，當皇帝讓他書寫墓碑的旨意下達后，他便以“此待詔職也”為理由，一口回絕了宋仁宗，讓本身處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后來，蔡襄出任知制誥，當上了宋仁宗的秘書，負責起草詔令。歷代秘書崗位都是前途無量的美差，只要順從了領導的旨意，出將入相幾乎指日可待。蔡襄卻一點也不懂得珍惜崗位資源。參知政事梁適，因結交內侍當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的多次彈劾，梁適的追隨者上書宋仁宗，說如今御史濫用職權，而宰相卻動輒得咎，以后誰還敢當宰相？左右為難的宋仁宗，一面聽從御史建言，把梁適罷相，又以彈劾材料中有風聞之詞為由，把三位御史貶出京城。

當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貶三位御史的詔書時，蔡襄卻認為風聞之言亦可參考，御史不必擔責，竟然拒絕起草詔書，致使宋仁宗作出決定后，卻無法完成誥命手續。不過，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處處作對，常常讓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沒有貶他的官，降他的職，反而對他格外厚遇，曾感嘆說：“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主動給蔡襄母親賞賜帽子、披肩之類的珍貴服飾，親筆書寫“君謨”二字，安排特使拿著詔書，專程送達蔡襄家里，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還提拔他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大權，可見宋仁宗對他的賞識。

遺憾的是，嘉祐八年，試圖振興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繼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當家人。按宋朝的用人習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是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熱門人選，像后來的宰相丁謂，就是由權三司使、參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無意外，蔡襄是極有可能成為宰執大臣的。事實也接近可能，當時蔡襄與歐陽修齊名，都以剛正不阿著稱于士林，宰相韓琦極力向宋英宗推薦歐陽修和蔡襄為參政大臣。

然而，宋英宗畢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歐陽修為參知政事，卻沒有提拔蔡襄，因為蔡襄太敢說太敢做，作為權力通天的皇帝，怎么會愚蠢到在自己身邊安置一個“火藥桶“呢？怎么會放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主動接受下級的監督呢？除了那個希望有所作為、爭當中興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當蔡襄意識到說話的環境已經大不如前時，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宋英宗請求外調杭州，宋英宗立刻就批準了。韓琦覺得非常奇怪，對宋英宗說，以往翰林們請求外調，必須請求數次才予準許，蔡襄怎么一請即允呢？禮數是否過于簡單？宋英宗卻反問道：“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繼續請求外調，怎么辦呢？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終，年僅5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