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亂政，秦有趙高，東漢、中晚唐以及大明王朝，“閹宦橫肆之弊”，可謂罄竹難書。唯獨宋代，宦官們始終牛不起來，怕宰相怕得要命，甚至于連皇帝老兒也無力罩他們。即便是在宦官勢力最囂張的徽宗時期，童貫、梁師成等太監也曾受制于同樣是奸臣的王黼、蔡京等宰相之手，當真是少見的歷史奇跡。

舉幾個例子，大家可能就會洞悉其中的原因了。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記載，英宗即位之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復”，宰相韓琦召他到政事堂，訓斥道：“汝罪當死！”將他貶為團練副使，蘄洲(治今湖北蘄春)安置。作為皇帝身邊人，被宰相當龜孫子一樣的嚇唬，連屁也不敢放一個，簡直窩囊透了。仁宗時期，政治環境相對寬松，但宦官的日子同樣不好過。仁宗皇帝是個爛好人，經常想給身邊的宦官謀個出身，可宰相們就是不給面子，讓宦官們頓感“跟錯人了”。趙炎評曰：“老大”不是萬能的。

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依恃著他是仁宗的“東宮舊恩”，在病危之際，“求為節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適反對：“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使乎！”仁宗勸解：“朕蓋嘗許守忠矣。”梁適堅持己見：“臣今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余責。”御史中丞“亦奏疏力爭諫”，仁宗無奈，王守忠“乃罷節度使不除”。宦官朱穎士更憋屈，犯了錯，被貶了官(以內降監)，紀檢干部(御史臺)還是不依不饒，向宰相告狀說“樞密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屬瀆職行為。在宋代，樞密院的頭頭是副宰相兼國防部長。你看，連副宰相也被他給連累得罪了，以后這日子還怎么過？當時的宰相呂夷簡毫不客氣，將朱穎士攆得遠遠的，去外地任了個閑差。

宦官權勢最為顯赫的宋徽宗時期，童貫握兵權，梁師成“典機密”，都是比較特殊的例外，形成原因跟宰相蔡京、王黼等人的縱容有關。還應當指出，當時不是宦官獨自橫行，而是六賊共同當道。所謂六賊，恰好是外官三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內官三人，即童貫、梁師成、李彥。即便如此，宦官們依然活得不瀟灑。如《宋史》載，大觀年間，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貫開府儀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對：“使相豈應授宦官？”他“不奉詔”，皇帝老大也拿他沒辦法。宣和年間，童貫帶兵血腥鎮壓方臘起義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奸言，歸過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趙炎評曰：壞蛋之間的互咬，是好事！

看完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得出宦官怕宰相的三個原因。一是制度(祖宗家法)給宦官畫了個圈，出了這個圈子，宰相就可以管你，宋代宰相號稱“事無不統”，權力大得很，皇帝也罩不住。比如，《官制舊典》規定：“皇朝懲唐五代宦官橫驕之弊，不使典衛總兵，干預政事，但專本職而已。”什么是宦官的本職？把皇帝及后宮女人服侍好了，這就是本職。做不好本職工作，“宰相得斥之”。

二是宦官的任命權在樞密院，據《宋史·職官志二》記載，“除授內侍省官”是樞密院的職責之一。按照宋代一相多參或二相多參的集體負責制，樞密院頭頭只是宰相的參謀副手，決策權還在宰相手里。歸根結底，宦官若想飛黃騰達，沒有宰相的幫忙，絕無可能。比如童貫之流，如果不是蔡京等宰相想利用他們而加以縱容，焉能興風作浪？就別說宰相了，臺諫官員對于宦官的任命，同樣也有發言權。

三是懲治宦官的權力也在宰相手里，前文中提到的宰相韓琦訓斥貶謫宦官任守忠，就是一個例子。另外，秦檜是個大奸臣吧，但在威懾宦官方面，他也是有一套的，有記載說：“時內臣見檜，莫不股戰”。可見宦官怕秦檜怕到何等地步！南宋朱熹曾贊嘆說：宰執對宦官“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宜乎！”由此也可以得出一個道理，家里若有了耗子，不但要在制度上嚴防死守，比如堵塞耗子洞、添置捕鼠設備、下耗子藥等等，養一只或多只老貓，也很有必要，一物降一物。法制與人治相輔相成，威懾之下還有重拳出擊，耗子一般的牛不起來，即便牛起來的耗子，噩運也很快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