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天已至，又逢炎夏。今年7月13日，入伏了。即便本周二開始，山西境內多地降雨，但雨停過后，那片刻的涼意就被迅速蒸發殆盡，人們感到的還是熱，熱，熱。

熱浪滾滾，席卷半個中國，“三伏天”“酷暑”“溫室效應”一類的話題成為媒體關注焦點。那么問題來了，打著“溫室效應”鮮明烙印的今天，是不是歷史上最熱的一個階段，以后還會繼續熱下去嗎？與現代相比，古代夏天有多熱？那時沒有攝氏度這樣的符號，古人又是如何記錄的？歷史上關于氣溫最熱的記載都說了什么？有一年僅京城居然熱死了一萬多人！用網絡詞語來形容就是——細思極恐！

A氣象記錄以來，山西高溫極值為42.1℃

伏是隱藏的意思，據《史記》文字記載，“伏者，隱伏避盛夏也”。“三伏”是指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統稱，大約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這一段時間。今年的入伏天是7月13日，恰恰山西老百姓通過體表溫度感受酷暑也是在這幾天開始的。我國華北、華南等地上周末起開啟“燒烤”模式，山西也不例外，除朔州外，全省各地均有高溫出現，最高氣溫超過35℃的縣市有34個，其中孝義為省內最熱，達37.2℃，這也是我省入夏以來范圍最大的一次高溫天氣過程。

山西高溫天氣一般出現在5月至8月，最早可在4月中旬出現，最晚出現在9月中旬，5月下旬到8月下旬是高溫天氣的多發時期。其中，6月下旬高溫日數最多，7月下旬次之。有氣象記錄以來，太原歷史上最熱的一天出現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氣溫達39.6℃。全省高溫的歷史極值為42.1℃，出現在2005年6月23日，運城的平陸。

我省地處大陸東岸中緯度的內陸，東距海岸雖只有300-500公里，但由于省境東部山嶺阻擋，氣候受海洋影響較弱，在氣候類型上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氣候總的特征是：冬季漫長，寒冷干燥;夏季南長北短，雨水集中;春季氣候多變，風沙較多;秋季短暫，天氣溫和。全省日照充足，熱量資源較豐富，但災害性天氣較多，“十年九旱”;境內南北狹長，山巒起伏，地勢北高南低，南北氣候差異顯著，晝夜溫差也較大。

據截止到2010年的資料統計，全省11市的年平均氣溫在6.55～13.19℃之間(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別出現在朔州市和運城市)，11市的年平均氣溫均呈極顯著升高趨勢。從上世紀60年代起，50年里全省氣溫升高了1.475℃左右，年降水量近些年呈現出下降趨勢，大部分地區降水量都減少，主要減少地區在太原、陽泉、榆社、長治、陽城。

山西氣溫一年比一年高，這是公眾感受比較明顯的。山西的氣溫有年代際變化特征，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處于偏冷時期;80年代后期至今，氣溫總體呈偏高態勢。

為什么我們會感到越來越熱，專家普遍認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溫室效應。何為溫室效應？百度百科上解釋是透射陽光的密閉空間，由于與外界缺乏熱交換而形成的保溫效應。具體說是太陽短波輻射可以透過大氣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長短輻射卻被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質所吸收，從而產生大氣變暖的效應。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工業的迅速發展，排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相應增多，同時森林被大量砍伐，大氣中應被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沒有被吸收，由于二氧化碳逐漸增加，溫室效應也不斷增強。專家提出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地球像是呆在一口倒扣的鐵鍋下面，吸熱速度遠大于散熱速度，如果汽車尾氣排放繼續擴大，森林綠地規模持續縮減，溫室效應只會加重，人們感覺到越來越熱，就是必然，無法逆轉。

B古代沒有溫度計，但會形容“七月流火”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為“熱浪”，屬于氣象災害，古人稱為“熱災”。攝氏度這個概念，也就百十來年吧，那么問題來了，我們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熱？盡管古代夏季氣溫資料極為缺乏、簡單，直到明清之后才略微豐富詳細起來，但古代文人筆下有關“天太熱”的記述，多少彌補了氣象史料的短板。

古人形容夏天炎熱最出名的一句話，是“七月流火”。此說出自《詩經·國風》中的《七月》一詩，詩歌開頭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認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現象，但此古語現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熱)。

周代歷法中的第一個月與夏歷(陰歷)不同，是夏歷中的十一月份，比夏歷正好提前兩個月，也就是說“七月流火”，實際是形容夏歷的“五月天”，相當于現在公元陽歷的夏季六七月。從“七月流火”來看，西周時期的夏季氣溫確實不低，可能比現代要熱。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來看，《詩經》中原意的確是指天熱，表示“七月還很炎熱，九月就已秋涼”。《詩經》成書于周代，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

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的統計分析來看，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并不是太多，與“霜災”并列，約占總數的1%。歷史資料上看，從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極端高溫天氣較多。

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德宗紀》上稱“夏，熱甚”。通俗說來，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

五代后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四》記載，這天是“亢陽”，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毒太陽”。

三伏酷暑的極端天氣在兩宋期間較多，而且宋代詩中多有描寫。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勢自如”;陳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頃刻不可對”……

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熱浪天氣涉及范圍最大的一次，發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這一年又恰逢大旱，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為對水的需求過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還說“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十多塊人民幣了，擱到現在也是飲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眾”。

C乾隆八年的超級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其中就有來自山西浮山的縣志記載。

“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這是乾隆年間《浮山縣志》里說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記載，還有“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天津縣志》)、“(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熱難當，墻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高邑縣志》)、“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青城縣志》)……

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計稱，“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于炎熱。”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加上其他地區，死人之眾可想而知。形勢緊迫，乾隆皇帝命令有關官員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門發放藥物”，以減少中暑和死亡。

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專家的研究換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1942年，華北出現了極端高溫紀錄42.6℃、仍低乾隆八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