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期間，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沈陽，曾創辦一所中正大學。只是這所“中正大學”實在短命，隨著“國軍”在東北的節節失利最后匆匆解體。筆者今天重新記錄此事，其中很多細節讓作為后人的我們感慨和唏噓。

為東北培養人才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共“雙十協定”剛剛簽訂完畢。10月18日，蔣介石嫡系骨干、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著名抗戰將領杜聿明被任命為東北保安司令。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字光亭，漢族，陜西省米脂縣人，抗戰名將，1939年11月任第5軍軍長時，指揮著名的桂南昆侖關戰役，該戰使號稱“鋼軍”的日軍第五師團受到重創，殲滅日寇4000余人，擊斃敵旅團長，被后人稱為昆侖關大捷。1942年3月，杜聿明又被委以第5軍軍長之重任，率部參加從云南進入緬甸對日作戰，這就是赫赫有名的遠征軍。

在國民政府軍界，杜聿明有著常勝將軍的美譽。

杜聿明將軍赴任后，挾往日常勝之威風，指揮麾下迅速進占東北，經過多次大小征戰，占領了一批中心城市。眼見形勢趨于“安定”，杜聿明將軍沒有放縱自己及部下，沒有忙于貪腐，沒有積極斂財，更沒有夜嫖日賭，他把精力都集中到高等教育上，決定創辦一所大學，校址就設在沈陽。

武夫辦學，看似有悖常理，但卻非常符合以往杜聿明的性格特征。從杜聿明生平資料不難看到，他一生除了在戰爭非常時期集中精力于軍事工作之外，凡是在軍隊輪休、整訓期間，總是要搞一些“軍事以外”事項，諸如他曾開辦過軍人子弟學校，創辦過軍人眷屬工廠，建立過醫院，出版、發行過報紙之類的“公益事業”。

從記者查閱的杜聿明同僚回憶資料中顯示，當時一貫帶兵打仗的杜聿明之所以創辦大學還有幾個原因：第一，時值在東北內戰中，杜聿明指揮的部隊在向北推進中非常順利，一舉攻占長春、永吉，把對手林彪壓縮在一個狹小空間中，軍事上接連取得勝利，這讓此時的杜聿明十分得意。杜聿明曾向心腹透露，消滅東北共軍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今后的東北將是他領導的國民政府的天下，而他，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東北王”，東北的天下，他是坐定了。第二，既然要領導、管理東北，就必須著眼長久，而把眼界放得更遠，就必須先要培養各種人才，將來的社會，一旦沒有了戰爭，人才才是社會發展之本。而創辦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今后既能報效社會，又能成為自己領導系統的得力骨干，何樂而不為？從以上兩點看出，杜聿明創辦大學，并非附庸風雅，也不是裝點門面，而是要搞出一個“桃李滿東北”的局面，并能團結軍心，鞏固民心，為今后繼續在東北做行政工作打下基礎，為他的“東北王”提前做好準備。

武夫辦學立下嚴格規矩

教育自有其內在規律和規范，武夫辦學，畢竟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在建校之日起，杜聿明就立下規矩，校董事會只是個松散機構，負責學校一切經費，至于教學及其他，那是校長、教育家和教授們的事情，董事會絕不干預。

杜聿明果然說到做到，中正大學籌備期間，他邀好友河北大學教務長焦實齋來沈陽籌備一切事情，杜自任籌辦處主任，負責提供籌備經費。

焦實齋，直隸(今河北)井陘人，留英學者。1923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語系。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長，國民黨天津市執行委員兼訓練部部長，河北大學、民國大學教務長，北平河北省立高級中學校長，1939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國際政治。抗戰期間，主張“改革政治，實行民主，振興實業，積極抗日”。

焦實齋到東北接手籌備處后，第一項工作，就是告訴杜聿明，創辦中正大學，首先要成立校董事會。知名學者發話，杜聿明豈能怠慢，于是立刻活動，搜羅當時身在東北的各界“有頭有臉”的知名人士。幾經奔走，一個由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為名譽董事長、杜聿明為董事長，由遼寧省主席徐箴，遼北省主席劉翰東，安東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鄭道儒，松江省主席關吉玉，合江省主席吳瀚濤，黑龍江省主席韓俊杰，嫩江省主席彭濟群，興安省主席吳煥章以及沈陽市市長董文琦，東北知名人士臧啟芳、王家楨、馬毅等為主的董事會成立了。

當董事會討論這所私立大學的校名時，各董事積極認真地提出各種方案，最后杜聿明提出的“中正大學”獲得通過。杜聿明雖不擅官場之道、不諳社會人際關系，但半生跟隨“校長”的戎馬生涯多少也讓他懂得“緊跟”領導沒壞處的道理—大學籌備之初，正值蔣介石六十大壽之際，起這個名字肯定沒壞處。

在杜聿明幕僚的回憶中，記者看到，在大學創辦之初，杜聿明就有意把校名定為“中正大學”。

按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法令，成立大學必須得到教育部的備案批準。當董事會的名單和“中正大學”校名呈報到國民政府教育部時，據說名單上顯赫的董事會成員和“中正大學”的校名讓審批者著實吃驚不小，很快，中正大學就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批準。

這是“中正大學”從籌備到創建再到招生及后來的教學，杜聿明唯一的一次“干預”。

從記者查閱的資料中顯示，中正大學的所有經費來源，基本是由杜聿明從東北保安司令部的軍費中撥出專款。當時，在東北的國共雙方隔松花江對峙，小戰斗依舊不斷，大戰役也隨時可能爆發，杜聿明不要戰爭辦教育的做法，也招致同僚們不少意見，但杜聿明一直不為所動，只要是學校需要經費，一律保證優先支付。所以中正大學從成立到最后隨著國民政府在東北的潰敗而解體的將近三年時間內，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從來沒為缺少費用而擔憂，沒發生一起學生因為學校的伙食、教授因為薪水起過沖突的事件。

經過一番準備，1946年5月，中正大學在沈陽隆重成立。

調閱史料，記者看到，1946年5月23日，“國軍”占領長春，5月31日又占領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農安之線，此時，林彪統領的四縱剛剛撤至松花江以北，也不過距杜聿明到東北僅半年。也就是說，在計劃籌建“中正大學”的設想時，正是國共雙方激戰正酣之時，可見杜聿明辦學心之迫切。

中正大學校長為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張忠紱;教務長為焦實齋。大學設四個學院十二系：文學院院長為留美的史學家余協中;工學院院長為留美的學者王華棠;化學院院長為留英的化學家王鐵崖;農學院院長為留德的林業專家賈成章，姚夢杰為會計主任(或稱會計長)。除董事會成員外，從校長到教授，全部實行聘任制。

1946年7月，中正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生，為先修班(為報考大學設立的預科班)，名額為1000名。

八月一日，中正大學開學。這天，坐落在沈陽和平區的中正大學，張燈結彩，熱鬧非凡。在嘹亮的軍樂聲中，熊式輝、杜聿明及董事會成員、中正大學校長和教務長、各界名人顯貴就坐主席臺，中正大學開學典禮隆重舉行，盛況在沈陽造成一時轟動，民眾都以能送子女到該校讀書為榮。

1947年暑期后，中正大學規章漸臻完善，所開各課教材亦步入正軌，在開學之基礎上，又招收新生320多人。

董事長亦不強行發號施令

1947年2月，曾琦作為杜聿明好友來到沈陽。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早年留學日本、法國。曾任報社主筆、記者。1923年與李璜等在巴黎創立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后改為青年黨)。1924年回國后，任上海大廈大學教授，與左舜生等創辦《醒獅》周報，曾琦鼓吹國家主義，和他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一貫支持國民政府，仇視中共。

曾琦這次來沈，獲得杜聿明接見，兩人相談甚密。在交談中，曾琦建議讓他任首領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在中正大學成立支部。

在董事會成立之后，中正大學建校之初，杜聿明就以董事長身份，欲在中正大學設立國民黨組織，但這顯然與教學無關，身為董事長的杜聿明也無權硬性指派，必須經過大學校長、教務長及各個學院院長同意。對此，身為軍人又兼“東北王”的杜聿明并不頤指氣使發號施令，他也深知教育和軍事、戰爭完全是兩回事，將軍負責打仗，而教育，是教授們的事情。所以，杜聿明就是否在中正大學設立黨派組織廣泛在“管理層”中征求意見。

中正大學教務長焦實齋和文學院院長余協中認為，黨務和教育，完全是兩回事兒，教授要的是教學，學生要的是知識，校園不需要派別。

杜聿明聽到幾位教授的訓誡后，連連點頭稱是，然后退出。

這一次，曾琦又建議在中正大學設立黨派組織，雖然對方為自己的好友，政治立場也和自己相同，都是反共，但想到當初教授們的告誡，杜聿明不顧曾琦再三勸說和游說，最終謝絕了他的建議。

而上述幾位校方領導層，也沒因為曾琦是反共先鋒而遭到拒絕有任何內疚。在他們看來，大學就是大學，黨派，那是學生走出校園后自己的選擇。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因腎病需要手術離開東北，中正大學董事長一職由鄭洞國代行。杜聿明一直是鄭洞國的上級和極受敬重的“首長”，蕭規曹隨，中正大學尚能維持一個良好的狀態。1948年，東北野戰軍開始反攻，“遼沈戰役”一觸即發，在沈陽的國民政府、“國軍”，面臨極其危急的形勢，國民政府優先撤退學校，中正大學匆匆遷往北平。等到教授、學生及學校設備撤到北平后，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星夜疾馳入關，北平形勢又岌岌可危，傅作義搖擺和模棱兩可、漂浮不定的態度使人心無以為定，中正大學處于無人負責狀態，學校隨之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