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禁欲運動達到頂點的時候，士人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發泄途徑，于是男風又重新興盛起來。明朝《少林十條戒約》規定之中有一條特別刺目--“女色男風，犯之必遭天譴，亦為佛門所難容，凡吾禪宗弟子，宜乘為炯戒勿忽”。由此可見明代男風的興盛，居然到了不得不寫入佛門戒律的地步。明代的男風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據徐充的《暖姝由筆》記載：“明正德初，內臣最為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皆好男色。”也就說在此時，男性同性戀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和性取向都發生了改變。

士人們作為社會風氣和潮流的領導者，他們的趣味和傾向有時往往會比朝廷的詔令更具號召力。當時大量的文學作品中細致地反映出男風的生活，這已經不是所謂的寬容了，而是男風又回復到魏晉之前，成為一個公眾接受的常態。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明代的意識形態完全建構在以程朱理學為主體的儒家禮教上，官方甚至發動起禁欲運動。在明宣宗以后，更是裁汰官妓，禁令甚嚴，無論官員或讀書士子，凡有宿娼或稍有邪行者，輕則貶謫，重則加以褫革，永不錄用。當禁欲運動達到頂點的時候，士人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發泄途徑，而好男色不會導致生兒育女，擾亂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風又重新興盛起來。

明代的筆記中往往可見士人們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書童。他們將與妻妾的性生活稱為“內交”，相對地，與同性之間的性關系則稱為“外交”。《五雜俎》就總結說：“衣冠格于文網，龍陽之禁，寬于狹邪，士庶困于阿堵，斷袖之費，殺于纏頭，河東之吼，每米減于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于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不過這個總結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明人對房中術性養生的熱衷。古代性學理論的核心是“采陰補陽”學說，認為異性之間性交時，男方如果控制射精，從而還精補腦，再加上從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陰氣，會有益于身體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則會耗損自己精神。而男子同性性交，卻可以縱情肆意，因為所喪失的陽氣會從對方體內的陽氣中得到補償。

男風之盛行不免會促進男妓行業的發達。根據時人記載，到了正德年間，北京已設有男院，懸“長春院”之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于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美妓孌童相競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嘗微行其間。我們再來看明代小說家天然癡叟在所著《石點頭》中對當時男風的總結：

獨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將男作女一般樣交歡淫樂，意亂心迷，豈非是件異事？說便是這般說，那男色一道，從來原有這事。讀書人的總題叫做“翰林風月”，若各處鄉語又是不同：北邊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鑄火盆”;寧波人叫“善善”;龍游人叫“弄若蔥”;慈溪人叫“戲蝦蟆”;蘇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喚做“以陽物插入他人糞門淫戲”。話雖不同，光景則一至。若福建有幾處，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詞訟，十件事倒有九件是為雞奸事，可不是個大笑話？可以說喜好后庭花的滋味是南北皆然，然而閩人的風氣更是酷重了。這是因為明朝的海運貿易以福建為主，往往遠航至菲律賓、日本等地，途路遙遠，禁忌尤多，特別是船上不能有女人。明代沈德符的《敝帚齋余談》就寫道：

有喜歡男色的人往往重金購買漂亮少年，以父親自居，稱男色為“契兒”，最是顛倒倫常。聽說起源福建海盜作亂期間，據說只有要女人在海盜船上，就會帶來不祥，往往使船沉沒。所以用男寵代替。隨著時日推移，閩人酷重男色的風氣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年紀大的叫“契兄”，年紀小的叫“契弟”。“契兄”來到“契弟”的家中，他們的家人對待他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婿一樣。在關系確定下來之后，“契弟”日后的生計以及娶妻等諸般費用就成了“契兄”的責任。他們的“戀情”真摯，往往到了而立之年也沒有分開，仿佛夫妻一樣生活在一起。他們甚至有專門的名詞控訴指責移情別戀者，不過這個字是福建人的生造字，在字典上找不到。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在“愛情”不如意的情況，也會相約投水。這種愛情悲劇可以說是年年發生。

從沈德符的記載可以看出，福建的男風已經完全已經契約化了，得到了道德法律風俗等方方面面的認可，甚至建立起被家族接納的穩固家庭。這種風氣很快就傳布江南，漸染于整個中原。乃至于囚徒戍卒，概不能免，一個人如果坐牢坐得太久了，只要家庭條件允許，就會有人居中說和，讓他的家人在外面為他找一個男色，買通獄卒送進牢房，同吃同住。

對于這樣的風氣，謝肇淛在《五雜俎》說：“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為口實，然從吳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師有'小唱'專供縉紳酒席，蓋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波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群逐隊，鮮有佳者。間有之則風流縉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此亦大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諸白簡至于媚麗巧，則南北非東南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