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歷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傳奇色彩、最受人矚目的妃子了。雖然她只活了短短的25年，但至今人們依然對她的故事津津樂道。在世人心目中，珍妃一直是一個因幫助光緒變法維新而遭慈禧嫉恨，繼而被打入冷宮最終慘死的犧牲品，是一個深明大義的正面形象，不管是著書立說的文人，還是民間百姓，都對珍妃與光緒的愛情報以同情，對慈禧的霸道與殘忍進行鞭撻。然而，歷史真相卻并非如此簡單。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92輯里，清末名流商衍瀛撰寫的《珍妃其人》，卻給出了我們不同的一個珍妃——一個因賣官而與慈禧結怨，并因此被囚的珍妃。

珍妃思想開放，喜歡新生事物，這種性格，在規矩多多、禮法森嚴的皇宮大內顯得格外另類，而頑固守舊的慈禧也漸漸對珍妃的行為產生反感。珍妃特別喜歡照相，她托人買來照相機，“不拘姿勢，任意裝束”，不僅在自己的景仁宮照，而且在皇帝的養心殿照。據說珍妃還暗中指使一個姓戴的太監在東華門外開設了一個照相館，此事被慈禧聽說后，以“宮嬪不應所為”斥責珍妃。照相館被查封，戴姓太監被打死。再加上珍妃愛穿男裝在宮里走動，這讓慈禧更不能理解，認為給皇家丟了臉面。

照相、男裝，不過是珍妃引發慈禧反感的開始，真正招致慈禧厭惡的事情，是珍妃參與了與其身份不相符的賣官活動。商衍瀛在《珍妃其人》中，講述了珍妃賣官的緣由和經過。珍妃之所以會走上賣官的道路，主要是由于自己的零花錢不夠用。那時的內廷，不同的級別工資不同，比如皇后每年年薪是例銀一千兩，逐級遞減，到了妃子這個等級，年薪就減到了三百兩。這個花銷放在老百姓身上是綽綽有余，但是珍妃自小就沒有節省的習慣，花錢大方慣了，有事沒事還會給宮中太監們一些小恩小惠。時間長了，虧空日漸增多，必須想點其他的生財之道，來彌補常年的花銷不足。于是，珍妃就搞起了向外賣官受賄來賺取外塊這項兼職。

這個賣官小集團除了珍妃，還包括珍妃的胞兄志琮和一干小太監，大概的流程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串通奏事處的太監，奏事處乃是太監與朝廷官員傳達溝通之處，由他們探聽有何官缺，再告知志琮等出面尋找買家。珍妃的作用，就是找個適當時機在光緒面前美言幾句，成功之后，大家都有錢賺。

在珍妃的賣官事業中，有一次甚至賣出了個上海道員。據胡思敬的《國聞備乘》記載：“魯伯陽進四萬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簡放上海道”。魯伯陽雖買得了上海道員的官職，卻在上任一個月后被江督劉坤一彈劾罷免。賣官這種是事再一再二難再三，珍妃替人拉關系跑官的事情在光緒面前還是會敗露。珍妃向光緒舉薦了一個叫玉銘的人出任四川鹽法道，這個職位在四川相當重要。可這個玉銘不爭氣，在光緒面試中露了陷。光緒問玉銘此前在哪里當差，玉銘竟然回答在木廠當差，光緒當場就愣住了，繼而讓玉銘寫寫自己的簡歷，可玉銘卻半天寫不出來，居然是個文盲。光緒只好把玉銘開缺回家，而對推薦玉銘的珍妃卻未加追究。

說起來，在清代捐納買官其實也不算違法，而是一件政府許可的選官途徑。在康熙時，就正式頒布捐納制度，直到1901年才明令禁止。這期間，很多名人都是通過捐納買官走上仕途的。比如洋務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徐壽、鄭觀應、薛福成，還有甲午戰爭中犧牲的管帶鄧世昌，甚至還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譚嗣同等等。這也就是說，珍妃賣官稱不上違法，可卻違背了后宮不得干政的祖訓，同時也得罪了慈禧。

清人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李蓮英為自己的四個養子向慈禧托情，希望能在朝中謀個差事，慈禧召見刑部尚書葛寶華，望其給個方便，結果被葛寶華以“補缺當遵部例”的理由給駁了回來，而珍妃卻通過光緒為他人謀到了四品的“道員”。這怎能不讓慈禧對珍妃心生厭惡。在當年慈禧六十大壽后，本已從嬪升妃的珍妃被降成了貴人。雖說慈禧處分珍妃是為了打擊帝黨，但珍妃也的確因賣官違犯了祖制家法，再加上她舉薦自己的老師文廷式給光緒，影響了皇帝的決策。這種“干預朝政”的事慈禧自然不能容忍。

慈禧就珍妃受賂賣官一事斥責珍妃壞了祖宗家法，豈料倔強的珍妃反唇相譏慈禧，“祖宗家法亦自有壞之在先者，妾何敢爾？此太后之教也。”意思是你自己垂簾聽政有違祖制，否則我怎么敢這樣做呢？我收賄賣官還不都是向你學的！慈禧最聽不得的話就是諷刺其垂簾聽政，當場大怒，命剝去珍妃衣服“袒而杖之”。在清朝的歷史上，皇妃遭受這樣的處罰還是第一次。此事在清宮檔案中有過記載，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有記載。

隨后，珍妃被慈禧幽閉于宮西二長街百子門內牢院，被太監總管嚴加看守，從此與光緒隔絕，不能見面。據此，商衍瀛寫道：“珍妃于甲午十月幽閉，距戊戌尚有四年，外聞傳說因贊助新政而被罪的話，證諸史實，毫無其事，不辯自明。”也就是說，珍妃因收賄賣官而獲罪，而非什么襄助新政。況且1894年10月后珍妃已不能接近光緒，而維新運動是在1895年4月所謂的“公車上書”后才真正發動，此時珍妃已無法參與其事，更不可能因維新而獲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