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偉大時代剛剛開啟時，那些對未來遐思無限、自信滿滿卻又經驗全無的創始者們，往往會由于慣性思維的桎梏，或妥協于當時技術之局限，故而鬼使神差地在帝國運行程序中埋設下一堆低級錯誤。當程序運行到某一節點時，這些初始BUG就會誘發一系列程序錯誤，導致帝國徹底死機、被迫重啟。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眾建同姓王，企圖與兄弟子侄“共天下”。殊不料禍根深種，到高祖孫景帝時，關東劉氏諸侯王便企圖憑“大家都姓劉”的血統資本搶班奪權，發動“七王之亂”，一時天下震惶。眼看同姓兄弟靠不住，抓狂的漢景帝只好放寬一步，以姑表兄弟竇嬰督軍平叛，外戚干政從此濫觴——兄弟分家的鬧劇逼得劉皇帝“牽羊悔亡”，于是與同姓共天下的國策，轉變為與舅爺共天下。到景帝之子漢武帝劉徹時，與舅爺共天下之風更烈。他先后以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裙帶親戚統大軍馳騁塞外，后又遺詔以霍去病弟霍光輔政。從此，憑藉著“大將軍”(或大司馬)名號掌控軍權的外戚，逐漸壓倒丞相領導的政府，成為西漢中后期的頭號政治力量。

然而無論是與同姓共天下，還是與舅爺共天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利益獨占的背后是風險獨擔，帝國公司經營搞不好，天下怨府就要獨集于統治者家族。西漢自武帝之后，世家豪族勢力漸強，階級分化所導致的社會矛盾日漸激烈。無奈斯時民智未開，雖不滿于帝王統治，卻仍然撇不開英雄崇拜——他們最激烈的呼聲不過是請劉皇帝讓賢，另換個“有能力”的新人來干皇帝而已。綿羊們泣求豺狼退位，誠邀狐貍登臺。

“篡漢”的王莽，就出場于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王莽之姑母王政君為漢元帝之后、漢成帝生母。故從成帝朝起，王家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拜大司馬，前后執掌朝政數十年之久，地方官如郡太守、國相、州刺史也多為王家關系人。雖然裙帶沾光，但成就王莽之崛起的，卻不盡靠這些上層因素。和他那幫唯知奢侈享樂的堂兄弟比起來，王莽有明確的社會理想和清醒的政治頭腦——他知道誰是自己的潛在支持者，也明白如何爭取他們的支持，更清楚自己想把這個帝國引上什么樣的新軌道。他爭取政治同盟軍的策略是：交接當時尚屬邊緣政治勢力的儒生寒士，靠走輿論炒作路線起家。

即便出自敵對勢力之手，《漢書》仍不無褒揚地記載：“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王莽早年拜沛郡陳參為師習《禮經》，衣食住行與同學儒生一般無二，不搞特殊化。此后他爵位愈尊，節操愈謙，出手也愈大方，“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余”，自己的妻子竟至“衣不曳地，布蔽膝”，被來訪的公卿列侯夫人當成是僮仆。王莽這種簡樸親民不端架子的作風，贏得了當時左右政治輿論的儒生寒士集團支持。

這些下層出身的士人，多靠鉆研學術起家。無奈當時科舉未興，寒門知識分子要想擠入廟堂只能靠鼓唇游說，靠撞大運博取上層人物的青睞和支持。眼見王莽以舅爺黨的顯赫出身，卻肯放下身段與己結交，還很實在地倡導和實踐儒家道德綱常，自令這群書呆子大喜過望，深以朝堂中的政治代言人相期許。而在這幫政治輿論的營造者和操控者的賣力炒作宣傳下，王莽的政治正確指數飆紅上躥——至少，讓人們看到的都是光輝的一面：如，姑表兄弟淳于長犯法，因王莽檢舉而伏誅。親兒子王獲殺死奴仆，王莽將他痛責一番，逼令其自盡償命。這些舉措，在那個豪強階層氣焰方張，奴仆貧民利益無所保障的時代里，自然使一向被草菅利益乃至生命的草根階層，深將王莽視為自身權益的保護者。

公元2年，郡國發生蝗、旱災，王莽帶頭獻錢一百萬，田三十頃賑災;又廢皇家苑囿為安民縣以安置災民。他還利用公權為民服務，在首都長安城中大造公租房五個社區兩百套房子，讓無立錐之地的貧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公元前1年，王莽出任大司馬錄尚書事。掌握西漢王朝政治上的最高職權后，他立刻以王、侯、關內侯等爵位大封劉氏宗親、漢興以來功臣子孫及現任在朝官僚，同時也相應封賜王氏死黨親信數百人以貴族爵位。此舉不但令在位權貴有狗得骨之喜，而意料之外的恩露均沾，更讓一幫早已靠邊站的太子黨和老革命后代感恩戴德。由于“克己復禮”的政治路線正確，加之大眾輿論宣傳得力，“得道多助”的王莽仕途潤滑順暢，在群眾呼聲中一路飆升：

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晉為大司馬，平帝時年僅九歲，委政于王莽。公元1年，王莽被封為太傅、安漢公。公元4年，王莽號宰衡，位上公，加九錫。公元5年底，平帝崩，孺子嬰立。在一片民意聲中，王莽的姑媽、元帝后王政君封其為“假皇帝”，行代理皇帝之職。公元8年底，由于王莽之“功”在西漢體制內已無可酬庸，于是天意民心之呼聲，只好轉而要求他篡漢。公元9年元旦，王莽順天應人，“即真”為“真皇帝”，國號“新”，成功完成篡漢大業。從甫登政治舞臺，到公元9年元旦篡漢立新，王莽以不同利益手段爭取社會各階層，以神一般的捭闔手腕獲得了全勝，成功地把概念股炒成了龍頭股。然而概念和承諾，終究是需要兌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