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戰爭以簽訂有利于法國的條約結局之后，對當時主和的作出以下批評： 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 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

1901年，在屈辱中辭世。這位晚清顯赫一時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詬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是毀譽不一。毀之者往往總是把他和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聯系在一起，諸如甲午海戰的失利，《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簽訂，等等。由于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他不可避免地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成了某種國家落后的象征，是 投降派 和 賣國賊 的典型代表。譽之者認為，他是近代中國的一位 愛國者 ，是 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 ，是 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鴻章究竟是 愛國者 還是 賣國賊 ？究竟是 好人 還是 壞人 ？實際上，對于李鴻章既不能簡單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當年的所作所為，更不能一罵了事。

要認識和評價，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前提：

一是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 門戶開放 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 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于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 補天派 ，因為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面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臺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如中央的文祥集團，地方的曾國藩、兩個湘系集團以及后起的張之洞集團。其中，以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歷史人物。

二是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后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三個，后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 江南制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里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

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產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采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一直為后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 自強 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 現代化 本質上是一種防御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

梁啟超說李鴻章 只懂洋務，不懂國務 ，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等等。《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 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里，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