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時代到來以后，新興技術每向前邁進一步，其結果必然導致一批舊式企業關門破產，以及無數工人的下崗失業，進而形成社會問題，這種情況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突出。晚清也不例外。

工人搗毀繅絲廠

1881年10月5日正午時分，廣東南海縣，1000余名滿臉憤恨的手工繅絲工人沖進了一個名為學堂村的村落，可能還有部分匪徒混雜其間，他們高舉著“錦綸堂”的旗號搗毀了村中的裕厚昌絲廠。混亂中，部分騷亂分子搶走了繅絲原料10000余斤及其他貴重財物，并與前來阻止的莊丁發生大規模械斗，釀成了血案。

裕厚昌原本是南海舉人陳植榘、陳植恕兄弟于1877年創建的一家蒸汽繅絲企業，設備完全模仿鄰村繼昌隆繅絲廠制造，截止到事發前，裕厚昌已有雇工100余人，可以稱得上初具規模。盡管陳氏兄弟平日不太擅長應付鄉里糾紛，時常與附近村落中“錦綸堂”旗下商賈發生摩擦，但也不至于招致如此橫禍。

在暴徒們打砸之中，三四個身影偷偷溜出了村口，繞到村后一處碼頭，乘船渡河，到達了對岸的簡村。

在學堂村暴力事件發生前不久，簡村首富繼昌隆繅絲廠老板陳啟沅接到消息：“錦綸堂”上千人馬正在朝鄰村進發，來意不明。他當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刻作了兩手準備：一方面，他命人迅速前往官山稟告駐扎在那里的官軍，求助于官府力量來化解這場危機；另一面迅速召集武裝鄉丁，安排他們分別把守在簡村和學堂村相隔的河岸上，憑岸守望，防止這批人趁亂渡河突襲簡村。同時他挑選了反應機敏、身手敏捷的廠內職員三四人，混入騷亂隊伍，觀察動情，相機應付，一旦察覺異常馬上回來報告。上文渡河者，正是簡村派出的眼線。

這三四人把在學堂村親眼目睹到的混亂場景如實講述后，陳啟沅也很吃驚，隨即叮囑簡村的武裝壯丁，嚴加戒備。只許對方派代表過來商談，絕不許大隊人馬過河。一旦強渡，則立即開戰。

騷亂人群搗毀“裕厚昌”絲廠后，在村中一通打砸搶燒，混亂由中午一直持續到了傍晚，歷時四五個小時。入夜時分，部分暴徒企圖渡河，但發覺對岸已有武裝戒備，便四散而去。

事件發生后，南海知縣徐賡陛權衡利弊后出示了一道名為《禁止絲揭曉諭機工示》的公文，“本縣為民父母，固不能庇奸民而縱其橫暴，也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壟斷。蓋地方之芬頑必當究治，而小民生計，尤應兼籌”，明令“裕厚昌、繼昌隆、經和昌等絲褐之家，克日齊停工作……”

從這道公文上可以看出，學堂村暴力事件并非一起單純的民間糾紛。“小民生計”與“富民壟斷”似乎成為了文章的關鍵詞。因為小民生計，所以裕厚昌、繼昌隆、經和昌等企業必須停工。那么這一切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呢？

落寞的手工繅絲業翹楚“錦綸堂”

事件發生這一年，也就是1881年春夏之間，因為氣候原因中國南方地區蠶繭歉收，市面上土絲匱乏，一時間繅絲原材料價格瘋漲，絲織業也遭到了空前的沖擊，部分手工作坊因此破了產。在這次風潮中受挫最嚴重的要數“錦綸堂”。

作為嶺南地區最大的手工繅絲業行會，“錦綸堂”旗下匯聚了數百家手工機戶，手工絲織機工不下萬余人，機張至少在5000以上。在手工作坊時代，“錦綸堂”強大的生產規模以及廣州絲綢的良好聲譽，它的產品很容易就登上了上千里之外紫禁城的漢白玉臺階，成為了帝國皇帝及其寵妃們的御用珍品。

“錦綸堂”真正的風光開始于乾隆時期的一口通商政策。地域優勢使他們與十三行的行商大佬們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系。他們的產品運抵當時西太平洋上最大的貿易港口——廣州，進而揚帆出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持著南亞、泰西諸國的市場。伴隨著貿易量的加大，“錦綸堂”以其銷售市場為基礎，細分出了五大商行：安南貨行、新加坡行、孟買貨行、紗綢莊行及福州貨莊。各方議定價格、商討行規的場所就設定在了距離“十三行”不遠處的“錦綸會館”。

然而，“錦綸堂”的輝煌沒能與時俱進。鴉片戰爭之后，五口通商使得廣州城不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主角。在現代生產技術與經營模式的沖擊下，恪守原有經營和生產方式的“錦綸堂”在國際市場中更是毫無優勢可言。如果硬要給它安上個第一的話，也就是依附于其下的失業人數可以算得上華南之冠了。

蒸汽機的“罪狀”

面臨生計危機，很多“錦綸堂”的織工都將生絲短缺的原因歸結為了蒸汽機織的存在。認為機械繅絲企業大量收購囤積蠶繭，搶走了手工織工的生計。

一時間，各種對于蒸汽設備詆毀、誣蔑之辭四散開來。甚至有人羅列出了蒸汽設備的四大“罪狀”：一、華夏子孫使用西洋人的奇技淫巧，大有叛國之嫌；二、蒸汽設備安全性差、容易傷人性命；三、男女同工、有違道德；四、煙囪高聳、有傷風水。

這種煽動大多是利用普通民眾對于機械知識的匱乏以及傳統道德的根深蒂固展開的。蒸汽繅絲機作為舶來物品，在為數眾多的普通百姓看來無非是“黃毛鬼子”的奇技淫巧，無論其效率高低，產品是專門賣給“番鬼”的，既然是鬼佬的東西，那么華夏子孫就應該敬而遠之。這種思想大有產業報國的意味，把手工與蒸汽的劃分上升到了了國家民族界限，是否支持手工繅絲也就成為了一個人愛國與否的衡量標準。如果一個炎黃子孫從事機械繅絲當然也淪為了人人唾棄的“洋奴”、“漢奸”。

此外，在工匠剛剛接觸機器過程中，由于技藝不夠嫻熟，機器傷人的情況時有發生。經過宣傳夸大，確實讓不少國人對于蒸汽繅絲心存抵觸。而在當時，男女同工的行為依舊被傳統觀念所不齒，機械繅絲企業每家招納女工約400余人，而男工只有100余人，男女混雜明顯有悖于傳統禮教，這無疑是在公然挑釁儒家士紳以及思想保守者的道德底線。

嶺南地區向來最重風水，對于擇地建宅的講究也頗多，蒸汽機器平日噪聲隆隆，汽笛好似鬼哭狼叫，煙囪高聳，時常會被風水先生們認為不祥之物。碰巧趕上周邊某家小兒夭折、科舉不中、不能生養等問題，村民們往往會把怨氣直接發泄于絲廠上。

在種種妖魔化蒸汽機械的傳聞聲中，人們日漸開始對于這種新生事物產生了排斥心理，甚至有了抵觸情緒。

“繼昌隆”引領蒸汽繅絲的潮流

其實蒸汽機械出現在廣東也不過10年的光景。1872年，旅居越南的華僑商人陳啟沅返回了他的家鄉——廣東南海縣簡村，攜帶著多年飄泊海外積蓄下來的7000余兩白銀，在那里他興辦了一家小型的機械繅絲廠，取名“繼昌隆”。甚至連他本人都沒有想到，這家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竟然搶去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的兩項桂冠，它是內地第一家華僑企業，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家機械繅絲企業。

至于為何沒有選擇通都大邑，而是在這個偏僻村落來開設這家工廠。大致上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7000兩白銀的經費，在置辦設備、雇傭勞力后顯得過于拮據，很難在廣州、佛山等市鎮立足。另一方面，相對于市縣，晚清的農村長期處于宗族自治之下，政府權力處于真空狀態，無論是官府還是絲織行會全都鞭長莫及。對于蒸汽繅絲這個新生異類來說，等于躲過了麻煩。

事實證明，陳啟沅的判斷是正確的，新式工廠也是成功的，成功體現在他的生產能力和產品附加值上。時任南海知縣的徐賡陛在其公牘《不慊齋漫存》中對于繼昌隆繅絲廠蒸汽設備的生產能力有過大致的計算，他寫道“每一個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由此不難想象，蒸汽機械的出現確實嚴重影響了手工織工的生計。據統計，截至到1881年前后，繼昌隆繅絲廠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大約增到了八九百人。照此推算，僅繼昌隆一家就搶去了近萬手工工人的飯碗。

當然，這還不是最要命的，在當時來講，中國絲商基本上還沒有營銷手段的概念，因此產品質量就成為了影響價格與市場的關鍵。19世紀以來，中國絲織品質量的下降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19世紀初，就已經有英法商人公開站出來抱怨中國生絲繅制工藝以及產品包裝的粗糙。

1873年5月3日，一位外籍人士在開設于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上撰文稱，“中國人必須意識到中國生絲在歐洲的真正地位并且盡一切力量加以改進”、“除非在這兩方面采取改進措施，他們的生絲就必須從我們的消費中排除出去”。

陳啟沅的新式工廠的產品恰恰平息了西方人的不滿。由于產品質量優良，他很快便贏得了海外絲商的信任，同時也收獲了巨利。難怪他在自己晚年的著作《蠶桑譜》中不無得意地說：“成本則如是也，用繭則如是也，沽出之價，竟多三分之一。”

陳啟沅的成功無疑起到了示范作用，繼昌隆設立后的三四年時間里，南海、順德兩縣的鄉野之間機械絲織廠形成了風起云涌的態勢，據1880年海關報告，當時廣東全省已經有機械繅絲廠100余家，共計絲車2400架。

蒸汽繅絲企業的快速牟利，讓很多人按捺不住了。其中包括手工業主、失業工人、鄉紳、土匪流寇、甚至普通的仇富民眾，矛盾終于在這一年的10月5日爆發了。

“繼昌隆”變身“世昌綸”

《禁止絲揭曉諭機工示》發出后不久，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南海的機械繅絲企業全部被迫停工了。久經世面自幼闖蕩越南的陳啟沅，決定把廠址遷到澳門繼續營業，他依舊執著相信著機械繅絲業的前景廣闊。

在得知繼昌隆繅絲廠遷址澳門經營后，《北華捷報》不無嘲諷地說：“滿大人的愚蠢和偏見便宜了我們，我們希望中國資本家會看到這個殖民地為工業投資提供的便利。”

3年后，經官府同意，陳啟沅再次將廠址遷回簡村，改稱“世昌綸”，取世代昌盛之意。曾遍及南粵的手工作坊則慢慢消失在蒸汽機的轟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