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及“狗肉將軍”張宗昌以“通赤”罪名槍殺知名報人邵飄萍、林白水，兩人之死相距不過百日，某報遂以“萍水相逢百日間”相吊唁，一時反響激烈。

林白水原名林獬，因發(fā)表文章均署“白水”，人忘其名而直呼“林白水”。林為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少時才氣縱橫，曾相繼創(chuàng)辦《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社會日報》等，均風行一時。

林白水有句名言，曰：“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這也是他一生事業(yè)的座右銘。1904年11月，此時正值日俄戰(zhàn)爭期間，但清廷仍為慈禧太后七十壽辰而大肆慶賀。憤然之下，林白水寫下一副對聯，一時廣為傳誦：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頤和，何日再幸圓明園，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臺海，七十又失東三省，五萬里版圖彌蹙，每逢萬壽必無疆！”

此聯可謂字字辛辣、句句見血，時人為之拍案叫絕。直奉戰(zhàn)爭期間，有職無權的大總統徐世昌游離于直奉之間，林白水作詩諷刺：“兵鋒已及長辛店，禍水終彌水竹村(徐世昌詩文署名“水竹村人”)”。未幾，徐世昌果然被逼去職，林白水一詩被傳為妖讖。

林白水的文章一向以犀利與諷刺聞名，讀者看了固然痛快，但被譏諷的人就未必了。所謂“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終于有次得罪了張宗昌，誤了卿家性命。張宗昌極厭惡新聞記者，但他對輿論頗為注意。據說，1925年夏張宗昌率部駐扎南京時，某日與張學良及原浙江督軍盧永祥之子盧筱嘉閑談，時有衛(wèi)兵持名片入，報稱某王姓記者請見。張宗昌看后皺皺眉頭，作“切了”狀。片刻后，衛(wèi)兵進來報告：“那記者已被槍斃。”盧聽后大驚：“為何要殺此記者？”張答：“我看那記者名片上光頭銜就列了十幾條，一看就是招搖撞騙之人，殺了也好。”

無名記者被殺事尚待考證，但張宗昌擅殺林白水卻是千真萬確。林白水的被殺，原因是他在《社會日報》上發(fā)了一篇《官僚之運氣》的諷刺文章，其中說：“狗有狗運，豬有豬運，督辦亦有督辦運，茍運氣未到，不怕你有大來頭，終難如愿也。某君者，人皆號之為某軍閥之‘腎囊’，因其終日系在某軍閥之褲下，亦步亦趨，不離冕刻，有類于腎囊之累贅，終日懸于腿間也。此君熱心做官，熱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優(yōu)缺總長，乃并一優(yōu)缺督辦亦不可得……甚矣運氣之不能不講。”

此文被諷刺的主角乃張宗昌督署總參議潘復，因為潘復字“馨航”，其音與“腎囊”音近，而總參議本是智囊，如今卻變成了“隨人不離之腎囊”(即睪丸)，是謂“累墜徒招人厭也”。另外，張宗昌所部因行軍奇快，人又送綽號“長腿將軍”，如今“長腿與腎囊”正好相得益彰，不免讓人聯想。文章見報后，眾人提及潘復時，都不說“馨航”而戲稱“腎囊”，潘復受此奇恥大辱，恨得牙齒格崩響，殺心頓起。

林的文章下半部分涉及張宗昌聚賭之事，這下“腎囊”先生找到把柄，隨后拿著報紙找張宗昌并添油加醋詆毀一番，意在借張之手殺了林白水。張宗昌聽后拍案怒喝：“吾必殺之！”潘怕他還不夠堅決，又讒稱林某所辦《社會日報》乃宣傳共產主義，不去之必有后禍。張宗昌和張作霖一樣仇視共產主義，曾把其統治稱作“木棍子打人”，而共產主義比作“鐵棍子打人”，“腎囊”此語，可謂觸及要害。

張宗昌聽后，當即下令抓捕林白水。當晚，林白水剛從海軍俱樂部宴會回家，正在煙榻上構思社論，忽聽到外面砸門聲，開門后見便衣二人，正愕然間，便衣問：“你可是林白水？”林尚不知大禍臨頭，問：“何事？”便衣說：“司令請你談話，跟我們走吧！”

林白水辦報常受警廳拘傳，家人習以為常，只是這晚聽到“司令”二字，才知事態(tài)嚴重。時人劉以芬在《民國政史拾遺》中稱，林白水被捕后，有同鄉(xiāng)李律閣為張宗昌之賭桌好友，他受林家所托，前去找張宗昌說情。張宗昌一見李即問：“你深夜來此，可是為了林白水？” 李說：“是，不知他為何開罪大帥？”張說：“我與他倒沒有什么仇怨，但聽說他宣傳共產主義，我必殺之。” 李問：“大帥如何知道？”張說：“他辦《社會日報》，不是共產主義是什么？” 李曰：“倘若如此，我也想殺了他。但這次實屬冤枉，他以‘社會’二字為報名，乃是想表明為社會服務之意，與共產主義實毫不相涉。”張說：“你說的倒也不錯，可以放了他。”于是李律閣請張宗昌下手令，張說：“你代書，我蓋印。”

李律閣大喜過望，以為林白水幸免一難，不料張宗昌的手諭到憲兵司令部后，林白水竟已被槍決。原來，潘復得知李律閣前去見張宗昌后，知道他來為林白水求情，于是急忙打電話給憲兵司令王琦，催促他立刻解決，結果林白水就這樣喪命了。

被殺前，自知兇多吉少的林白水于凌晨寫下遺囑：“我絕命在頃刻，家中事一時無從說起，只好聽之！愛女好好讀書，以后擇婿，須格外慎重;可電知陸兒回家照應。小林、寶玉和氣過日。所有難決之事，請莪孫、淮生、律閣、秋岳諸友幫忙。我生平不做虧心事，天應佑我家人也。”一代報人，就此亡之。

文字獄古而有之，但在新聞還算自由的北洋時期，卻有兩位名記者在百日之內遭無故槍殺，足見軍閥之兇焰。民國元年，戴季陶因反對屈辱借款而在《民權報》上發(fā)泄憤之文，曰：“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

簡簡單單十六字，竟有四個“殺”字，可謂殺氣騰騰。戴季陶后被租界當局以“鼓吹殺人、任意毀謗”而拘捕，但令人驚奇的是，當時的內閣總理、也是被罵之人唐紹儀卻親自為其說情，理由是“言論自由，約法保障”，而挨了罵的大總統袁世凱既未吭聲，也未加追究。殊不知，民國不過十余年，軍閥已墮落成土霸王，可謂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