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世說新語》，發現作者經常借時人之口調侃司馬相如。比如，在《任誕》里有這樣的敘述：王孝伯（王恭）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劉孝標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類似的敘述大概出現了三次。仔細分析，確然事出有因：魏晉那一幫林下諸賢，雖然和司馬相如一樣，都相當能鬧騰，但在骨子里或許是真的瞧不起司馬相如。

將兩漢的文人墨客都從棺材里揪出來曬曬，也就司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晉的古惑仔們有得一拼。于是，司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晉名士們的“出氣筒”。司馬相如玩過著名的私奔，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屬于“恣情任性”和“倜儻放蕩”的不檢點行為。而在魏晉名士們的眼里，此舉純屬小兒科。阮籍的做法是，居喪期間勾引鄰家美貌少婦，且是有夫之婦，簡直驚世駭俗，分明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還一下子成了時尚達人（《晉書》評曰：達而無檢）。此類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詳引。

司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還自己釀過酒，當過酒館的店小二，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晉名士們對此依然嗤之以鼻，他們認為，司馬相如嗜酒，只是尋常的“杯中之好”罷了，說句不好聽的，就是貪杯，他心中沒有須酒澆釋的“壘塊”。這種情緒在后人的諸多注釋中多有出現，比如魯迅先生就曾揭示過。而竹林七賢的嗜酒，其背后有著政治高壓下的窮途末路之心態，醉酒，是他們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司馬相如有過在宮殿里脫褲子撒尿的“劣跡”，還被廷尉抓了現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來也是瀟灑裸一回了。可是，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澄就是不買賬，他以實際行動予以反擊：當著一幫子文武百官的面，全裸爬樹抓喜鵲（解衵脫衣上樹、裸形捫鵲），還跟市井賣帽子的老婆婆調笑，甚至直呼父親的字。

司馬相如的“劣跡”，飽讀詩書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結交宵小，前者是袒露身體，后者不光袒露，還對父親構成大不敬。變本加厲至極，近乎不恥了。難怪當時的“士庶莫不傾慕之”。司馬相如再怎么鬧騰，漢武帝始終也沒嚴辦他。以劉徹數十年執行刑罰之酷（獨尊儒術是面子功夫），司馬相如能僅以身免，說明了什么？后人將其歸于弄臣之列，趙炎以為，恐非空穴來風。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說白了，你司馬相如不過是劉徹的開心果而已，沒怎么把你當盤菜。那么，這一點，司馬相如自己知道嗎？完全明了。據史載，他常說笑話逗劉徹開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頂帽子叫氣節有虧，給司馬相如戴，尺碼恰好合適。

再看魏晉諸名士，無論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對派和對立面，抵觸與不合作，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氣節一條而言，他們瞧不起司馬相如的理由，已經足夠了。另外，姓氏上的淵源，或許也構成了魏晉名士對司馬相如的排斥。雖然司馬相如是成都人，而司馬懿是河南溫縣人，八竿子扯不到一塊兒。但是，打斷骨頭連著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即周宣王執政時期官拜司馬(管轄軍政和征戰的官職)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因此，司馬氏主政的朝廷對司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備至，而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名士群體極力調侃司馬相如，借以譏諷當局和當局的奴才們，就存在可能了。歷朝歷代，有才的奴與有才的人之間的斗爭，莫外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