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張國燾借清明祭掃黃帝陵之名逃往武漢，公開聲明脫黨，中共中央雖然收攏與拯救了近六千名潰散歸隊和被俘的西路軍指戰員，卻將西路軍定性為張國燾為分裂黨，分裂紅軍，妄圖割據新疆稱王陰謀的實施部隊，將它當時的歷史作用和功績一筆抹掉。從那時起，軍史、黨史，凡提到西路軍，便持此論調。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借著平反冤假錯案的東風，粉碎“四人幫”有功的李先念，徐向前作為當事人，不甘自己所屬部隊蒙冤四十載，才上書當時的黨中央重新審查西路軍事件。大量的歷史資料和電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黨中央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才首次為西路軍平反。

宣布，西路軍是黨中央和和中央軍委為實行寧夏戰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應部隊，又是寧夏戰役擱淺后，實施中央打通新疆，獲取國際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隊。至此，基本還原了西路軍的真相。事實也是如此，機械而忠實地貫徹了中央軍委的每一個決策的西路軍，正是以犧牲自己為代價，才換來了甘肅黃河以東主力紅軍的相對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們在陜甘蘇區的斗爭，保證了紅軍主力在那里站穩腳跟，并求得了長足的時發展。

西路軍的毀滅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馬家軍為防止中央軍插手河西事務，喪失自己的地盤，傾巢出動騎五師，新二軍全部兵力八個旅，若干直屬部隊計二萬五千人，戰馬一萬三千匹。動員省屬各縣民團八萬五千人，戰馬四萬七千匹。軍力是西路軍的六倍，又以來去如風，攻勢迅猛的騎兵為主，在攻守之勢上造成了西路軍致命的威脅。

第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采取堅決果斷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時，“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孤軍在外開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國際路線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裝備，武裝自己再回頭補過的決心臨機制敵，也能擺脫覆沒的命運。但是陳昌浩跟隨張國燾犯了錯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唯中央電令是聽，絲毫不顧及西路軍實際，他的最后決定權斷送了這支部隊。總指揮徐向前雖然提出過正確的意見，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謹的一面，(否則，自己在前方指揮打仗，老婆程訓宣被當作反革命在后方被肅反，他也該老虎發威了)遇到反對，便不能堅持，其命運也就和皖南的葉挺一樣，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睜睜看著自己心血創建的部隊軍旗墜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央軍委今天要西路軍打通新疆國際路線(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電報)，明天要西路軍在永昌、涼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據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電)，后天又要部隊東移策應河東(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電報)，這種以犧牲一支主力部隊為結果，使其疲于奔命，首鼠兩端，進不得，退不成，在敵軍重圍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電令，才是西路軍敗亡的真正原因。

難道一個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統帥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碼的判斷能力，強要一支孤軍在外的疲憊之師，完成自身實則無法完成的戰略戰役任務，進而把他送上了毀滅的境地。探討這一點實際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連雪峰，河西黃土那被掩埋的萬名忠魂，為了告慰他們，我們還是揭示歷史的真相吧！

西路軍實際是政治的犧牲品，盡管他擔負了一定的軍事任務，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牽制了四馬軍力，保證了河東我軍在陜甘蘇區站穩腳跟。但他的敗亡，并不因為是軍事。他實際是張國燾分分裂主義路線的最后殉葬品。三過草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寧回師時還有三萬五千余人，軍力是一方面軍，二方面軍，陜北紅軍的全部還要多。盡管張國燾取消了偽中央，有限度地承認了錯誤。但他仍然是最有實力的部隊的實際執掌者。稍有機會，松潘戰役前的故技將會仍由他上演。中央和毛澤東本人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以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可以掩護側翼，牽制中央軍西方和四馬的軍力，保證中央紅軍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勢相互呼應。

即令西路軍敗北，也大大削弱了張國燾的實力，并借此可清算張國燾分裂紅軍的罪行，使由獨立山頭發展起來的各支紅軍部隊皆聽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現象再次發生。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電令的由來。這樣做是殘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三十軍作為草地行軍右路軍的主力部隊，當毛澤東率領一三軍團脫離張國燾急速北進時，并不聽命于中央，而仍回建制，足可見張國燾對部隊的控制。至于五軍，大概不諳政治的董振堂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卓木碉會議上，不合時宜地對五軍團長征以來的處境發了些牢騷，為張國燾所利用，由此招致了劃歸西路軍殉葬的命運。事件后，延安批判張國燾時，紅軍大學四方面軍舊將鬧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證這一點。政治是無情的，有悖常理的，我們不想承認這一點，但我們無法回避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