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華戰(zhàn)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制的，絕大多數(shù)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制的。成洋收藏的30張侵華日軍印制的長沙地區(qū)地圖，基本上是根據(jù)中華民國當局測繪的地圖而來。

長沙東、北部重點鄉(xiāng)鎮(zhèn)和關隘都專門單獨繪制了地圖，連一條鮮為人知的羊腸小道都可以在地圖里找到，“日軍70多年前繪制的長沙地區(qū)地圖，精密、詳盡，有些地圖至今還很準確”。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間，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長沙進行了3次大規(guī)模的激烈攻防戰(zhàn)。8年前，愛好收藏的市民成洋先生在一家古玩市場淘得30張侵華日軍長沙地區(qū)地圖。

涉及戰(zhàn)略要地的地圖都有編號并特別注明“軍事機密”字樣

30張發(fā)黃的老地圖上大多有些水漬的痕跡。說起這些地圖的由來，成洋告訴記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一家古玩市場轉悠時，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華日軍使用的軍用地圖?！拔蚁胫@些地圖不僅具有收藏價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義。就硬纏著那位老人，最終買了下來?！?/p>

30張地圖中，有17張的背面有某測繪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編號?！斑@些地圖當時既能作為民用地圖，也可作為軍用地圖使用?！背裳筇缘眠@些地圖后，曾找到湖南省測繪局有關專家鑒定，專家們都稱這些地圖繪制真實可靠?！翱梢姰敃r日軍為侵略中國，在偵察和勘測上下足了功夫。”

這些地圖主要涉及長沙城區(qū)和長沙、寧鄉(xiāng)、瀏陽、湘陰、益陽、沅江、平江、湘潭等周邊地區(qū)。有長沙城區(qū)、青山市(今長沙縣青山鋪鎮(zhèn))、金井(今長沙縣金井鎮(zhèn))等戰(zhàn)略要地等10張地圖特別注明了屬于“軍事機密”字樣。同時，這10張地圖也有編號，長沙城區(qū)地圖的編號為“長沙九十一號”，寧鄉(xiāng)縣地圖編號為“衡州一號”。

每一張地圖上都注明了測圖、制版和印制時間，如長沙城區(qū)地圖就標明是中華民國8年(1919年)測圖，昭和13年(1938年)制版等字樣。測圖時間最早的是中華民國8年，最晚的為中華民國26年(1937年)，時間跨度18年。其制版和印制時間最早的為中華民國9年(1920年)5月印制，最晚的為中華民國34年(1945年)6月印制，時間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圖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圖印制完畢，日軍發(fā)動了長沙會戰(zhàn)。1939年9月，日軍突破汨羅江和新墻河兩道防線，從東、北兩個方向直撲長沙而來，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打響。”成洋認為，日軍前后發(fā)動3次長沙會戰(zhàn)，絕對不是打到哪兒是哪兒這樣簡單，確實是依據(jù)早前準備好了的地圖有備而來。

日制老地圖用五萬分之一比例尺標明橘子洲頭東邊對岸碼頭

30張地圖上清晰地標示了不同區(qū)域的等高線、標高及戰(zhàn)略要沖和交通要塞，就連散落的村莊、獨居的農舍、山間羊腸小道、平地小溝渠及其通向何處等也無一不在標注之列，足以說明早在長沙會戰(zhàn)前，日軍就對長沙及其周邊地區(qū)資源、文化、兵要地志進行了大量細致、隱蔽的偵察。

“長沙九十一號”地圖標明了水陸洲(橘子洲頭)東邊對岸所有碼頭，其中，連接長沙東西兩岸、位于橘子洲頭上游(當時此段叫牛頭洲)的渡口作了特別注明。地圖用的比例尺竟是五萬分之一，也即是說，地圖上的1厘米等于實地500米?！霸谧鲬?zhàn)地圖中，這是20世紀最精密、最實用的了。”湘江東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標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在圖上畫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漢字，山頂制高點和山腰等高線一律用阿拉伯數(shù)字標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標明了分段里程……

在這張地圖上，現(xiàn)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邊的小林子沖路的東端連接著梓園路。4月30日，記者依據(jù)這張地圖，很快就從小林子沖路走到了梓園路。“可以說，長沙老城區(qū)的主要格局與當年沒有什么變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這張地圖里有標注?！背裳蠖啻我勒者@張地圖在長沙老城區(qū)穿行，“幾乎沒有失算過，不得不驚訝日制‘老地圖’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時，長沙東郊失守，日軍開始集結兵力攻擊阿彌嶺陣地。戰(zhàn)況非常激烈，激戰(zhàn)中，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沖邊打邊撤，撤退中，日軍居然從一條小巷奇襲抄了國民黨軍隊的后路，致使一個營的國民黨軍隊幾乎全軍覆沒。

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中，日軍與國民黨守軍在長沙城區(qū)的開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積渡等處發(fā)生了激烈的拉鋸戰(zhàn)和巷戰(zhàn)，而這些地名在這張地圖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這些地圖中，有一大部分是緊鄰長沙東、北兩個方向的重要關隘和鄉(xiāng)鎮(zhèn)詳細地圖，如瀏陽市的鎮(zhèn)頭鎮(zhèn)、永安鎮(zhèn)，長沙縣的金井鎮(zhèn)、安沙鎮(zhèn)、梨鎮(zhèn)等。三次長沙會戰(zhàn)，日軍都是從長沙東、北兩個方向進攻長沙，幾乎每次都是從這幾個鄉(xiāng)鎮(zhèn)狂奔而來。

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日軍一路從金井鎮(zhèn)駐扎到了長沙東部永安鎮(zhèn)，另一路從安沙鎮(zhèn)打到了撈刀河鎮(zhèn)。1941年12月31日正處在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白熱化階段，日軍第3師團一路急進，到達梨鎮(zhèn)后，就直接徒步從磨盤洲渡過了瀏陽河，兵臨長沙城下。“這些都說明日軍是依據(jù)長沙周邊鄉(xiāng)鎮(zhèn)的地圖發(fā)起進攻的。而且，每次戰(zhàn)敗后，他們也是依據(jù)這些路線有條不紊地后撤?！背裳笳f，他看過不少三次長沙會戰(zhàn)的資料，發(fā)現(xiàn)日軍進攻和撤退的路線“驚人的一致”。

日軍是如何繪制長沙地區(qū)地圖的，至今還是個有待破解的謎

據(jù)離休老軍人章明回憶，抗戰(zhàn)時期，由于國民黨對八路軍等部隊限制提供地圖，而且國內繪制的地圖遠沒有日軍地圖精良，因此，從抗戰(zhàn)時期起，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使用的作戰(zhàn)地圖，多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每次戰(zhàn)斗打敗日軍，首先是搶占他們的電臺，然后是搜繳他們的地圖，繳槍倒是其次?！爱敃r，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范圍很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shù)量也非常大，幾乎每個團都可以配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

長沙地區(qū)處于中國腹地，為什么日軍能弄得一清二楚？日軍的這些軍用地圖到底是怎樣繪制出來的？這項龐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成洋說，這至今還是一個值得研究、有待破解的謎。

當時偵察衛(wèi)星還沒發(fā)明，飛機高空攝影技術也十分幼稚。成洋猜想，日本人應該是主要靠手工操作的方式完成測繪。這就必須派遣大批特務間諜，收買漢奸，窺探五湖四海，竄遍中華大地，收集資料，竊取情報，年復一年，才能“大功告成”。

那時，國民黨當局關防不嚴，國內護衛(wèi)不力，也給了日寇可乘之機?！斑@種處心積慮、不惜一切的狂熱，恐怕在世界間諜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許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和‘忍者’才有這股邪勁兒?！背裳笳f。

“作戰(zhàn)地圖本是日軍的侵略武器，有了它們，日軍才會對我國地形了如指掌，長驅直入，如入自家庭院?！睍r至今日，大批軍用地圖肯定還整套地在日本珍藏，只需借用最新衛(wèi)星偵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就可以制成符合我國現(xiàn)狀的新版本了。

“收藏地圖就是收藏歷史的瞬間，妄改歷史也罷，篡改教科書也罷，地圖會原原本本地圈點出歲月的痕跡，戰(zhàn)爭鐵證白紙黑字，這些地圖為駁斥當前一些日本人否認日本侵華歷史，又提供了一件歷史鐵證?！背裳笕缡钦f。

1882年日軍就繪制了《清國湖南省圖》

記者查閱資料發(fā)現(xiàn)，日本繪制中國地圖、對中國進行軍事偵察，始于1872年，即明治五年。日本學者小林茂的《外國地圖——日本帝國的亞洲地圖》、牛越國昭所著《對外秘密軍用地圖的潛入盜測——外國測量和村上筆記研究》對此有詳盡記錄。

1872年，日軍池上四郎少佐潛入中國東北進行秘密偵察。包括地理、兵備、民政、人心傾向、語言、貨幣、物價等。1873年至1874年日本派樺山資紀、“漢學家”福島九成等對中國沿海進行偵察測量，繪制了《清國渤海地方圖》和《陸軍上海地圖》。1875年至1882年，日本軍方完成了《清國北京全圖》、《清國湖南省圖》。1878年5月，“漢學家”島弘毅第三次到中國，具體校正日本軍用地圖中的謬誤之處。

1883年，日軍參謀本部少佐梶山鼎介潛入中國繪制了鴨綠江至奉天(今沈陽)沿途地形圖。甲午之戰(zhàn)前的1893年以藥商為掩護的日本間諜石川伍一到北京、內蒙古、張家口、大同、煙臺和晉、豫、陜、鄂各省的主要城鎮(zhèn)進行軍事情報搜集，并測繪軍用地圖和兵要地志以及《遼東半島沿海水深潮汐的資料》。1895年至1897年日本臨時測圖部對遼東半島和臺灣進行測繪。甲午戰(zhàn)爭，義和團運動，日俄戰(zhàn)爭等時期，日本更是大張旗鼓地對中國進行秘密測繪。

由此可見，從1982年日軍派人到中國東北進行秘密偵察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關東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進而走上侵華的道路，日本為侵華進行的準備有近60年。

岡村寧次是偷地圖的“高手”

除了偷測，侵華日軍地圖的另一個來源是偷竊。日本在侵華戰(zhàn)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制的，絕大多數(shù)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制的。成洋收藏的30張侵華日軍印制的長沙地區(qū)地圖，基本上是根據(jù)中華民國當局測繪的地圖而來。

日本侵華的最后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就是偷地圖的“高手”。

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前，岡村寧次曾18次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工作。他在其回憶錄中說，當時中國各方都極珍視為數(shù)不多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嚴禁出售，因而極難獲得。在他給孫傳芳當顧問時，孫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揮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留學生。由于岡村寧次曾擔任過他們的區(qū)隊長，因此他們稱岡村寧次為老師，極為尊重。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伐。孫傳芳在九江、南昌地區(qū)布防攔阻，連遭挫敗。盡管孫傳芳身邊的人一再向岡村寧次咨詢作戰(zhàn)事宜，但軍用地圖卻從來沒給過他。

但是，機會終于來了。有一天，岡村寧次去最前線的南昌。當?shù)氐闹笓]官把華中中部地區(qū)1∶5萬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岡村寧次，委托岡村寧次制定作戰(zhàn)指導方針和計劃。岡村寧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jié)節(jié)敗退以致全軍覆沒，倉促間，岡村寧次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萬比例的軍用地圖?；貒?，岡村寧次把地圖交給參謀本部，為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秘密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