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今鄂溫克族自治旗錫尼河地區爆發了呼倫貝爾現代史上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重大事件，即錫尼河事件。在這一事件中，偽滿第十軍管區中將司令官郭文林、少將參謀長正珠爾扎布在帶領所屬部隊南下途中，于錫尼河地區打死部隊內的30余名日本軍官，而后集體向蘇聯紅軍投誠，從而加速了包括呼倫貝爾在內的我國東北地區的解放。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一重大事件在呼倫貝爾、在內蒙古自治區卻鮮有人知，更不為史學著作和相關的書籍所收錄，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筆者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有幸在中央檔案館查到與這一事件相關的檔案，從而有助于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現擬就郭文林本人、錫尼河事件及其影響，以及若干思考做一闡述，以期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取得共識，推動對呼倫貝爾現代史的研究。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別名彬儒，原名色爾曾格，達斡爾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托海鎮人。其父、伯父均在當時的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中任職。青少年時代，郭文林受過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爾蒙旗兩級學校、蒙旗中學學習，1922～1926年就讀于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后赴北平蒙藏學校學習。1928年，經呼倫道尹趙仲仁和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紹，東渡日本，先是在東京善鄰學僚學習日語，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10月又入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學習，直至1931年7月畢業回家。“9·18”事變后，郭文林一度參與蒙古自治運動(主要是招募少數民族青年到日本軍隊受訓，約5個月)。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隨凌升參與“滿洲國”的“建國”活動，并經偽滿興安北分省省長凌升的推薦，被委任為騎兵上校、偽滿執政府侍衛官兼護軍統領，后以護軍統領任禁衛步兵團團長，主要負責“執政府”的警備、警衛任務。

正當郭文林感到躊躇滿志的時候，1936年4月，興安北省省長凌升等4人被日本關東軍以“通蒙通蘇”的罪名殺害，一大批人受到株連，郭文林的父親、伯父也被罷官免職，不久先后離開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親，又曾被推薦任軍職，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對他進行了多次“訊問”，原擬定去日本陸軍大學學習的機會因此被取銷。因沒有證據和出于統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對他的懷疑。這一期間，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偽滿陸軍訓練專科班學習，結業后任偽滿宮內府上校侍從武官。凌升事件對郭文林是有影響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務機關強加給凌升等人的罪名，也為自己所受到的“訊問”不滿，但這只能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1938年9月，郭文林調任偽滿興安軍管區參謀長，次年晉銜少將。其間，郭文林以軍管區參謀長身份，負責對到華北參加“討伐”的甘珠支隊的后方勤務事宜；“諾門罕”事件爆發后，先后負責編成烏爾部隊、野村部隊，赴中蒙邊境，同時擔任參加諾門罕作戰的偽滿興安軍后方勤務，并于事件之后“統裁”在諾門罕取得的教訓和作戰經驗，研究對蘇作戰。當然，這一事件也使他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在利用少數民族士兵充當炮灰，與“外蒙古”士兵互相殘殺，對他內心深處是有所觸動的。

1940年2月，偽滿治安部改編興安軍和撤銷興安軍管區，郭文林以偽滿興安軍管區參謀長轉任偽滿第二師師長(第二師直屬偽滿第九軍管區)。次年3月，升任偽滿第九軍管區司令官(司令部駐通遼)，1942年8月又代行防衛司令官職務。這一期間，出于軍事行動和治安部的命令，在軍管區內開始修筑公路、架設橋梁，新設糧秣囤集所，加強搜收武器彈藥。這一命令的強制實施，使大批居住國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失所。適值冬季，又使許多百姓因饑餓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僥幸抵達指定地點后，又因為無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窯過冬。據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圍場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篤，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調任偽滿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校址設今興安盟烏蘭浩特)。1944年12月，晉級中將軍銜，升任偽滿第十軍管區司令官(司令部駐海拉爾)。軍管區下轄騎兵47團、48團和炮兵營(均駐南屯--今鄂溫克旗巴彥托海鎮)、輜重營、通訊隊、汽車班、陸軍看守所、軍事部海拉爾病院，司令部的編成包括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軍法處、兵器處、獸醫處、軍醫處等，各處處長均由日本校級軍官擔任，全軍管區共約2000余人。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日本侵略軍已有窮途末路之感，難逃失敗的厄運。郭文林上任后，即按偽滿軍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屬部隊分別到即設防線構筑工事，以應付突然事變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