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的童年是在故鄉山東青州度過的，上小學時就接觸到話劇，如今老人已近百歲，卻精神矍鑠，談吐不凡，簡潔樸素的書房里滿是書籍，老人就在他的“書城”里，回憶起自己不一樣的抗戰生涯。

【老兵經歷】

不做亡國奴 戴上“紅藍箍”

1937年夏天，初中畢業的胡可滿懷憧憬從濟南到北平投考高中。“車到豐臺，站臺上滿是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其中幾個還持槍進入車廂盤查，氣氛十分緊張。”到北平后，胡可才知道，原來是盤踞在豐臺的日軍同駐守在宛平盧溝橋的國民黨二十九軍發生了武裝沖突。不過當時他并不知道，這就是后來標志著抗日戰爭爆發的“盧溝橋事變”。

“悶熱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我住的公寓在西單一帶，能清晰地聽到城外傳來的炮聲。不久日本軍隊開進北平，插著太陽旗的軍車在長安街上疾馳，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聲地呵斥著路人。我立刻感覺到自己已經同東北同胞一樣變成了亡國奴，心情十分苦悶。”

已無投考心思的胡可聽哥哥說要去參加北平郊區的抗日游擊隊，好像在黑暗中見到光明，執意要隨哥哥同去。第二天，兄弟倆來到北京西北郊一個叫大葦塘的小村莊，找到游擊隊第三總隊隊部，開始了四個月的游擊隊生活。胡可告訴記者，當時游擊隊成員左臂都佩戴著紅藍兩色的袖箍，老百姓就叫這支隊伍為“紅藍箍”。初見這袖箍，聽著周圍的人哼著救亡歌曲，他立刻感覺找到了親人，振奮起來。日后回憶起這段時光，胡可感嘆道，“雖然那段在游擊隊的時光只有短短四個月，卻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一段經歷。”

目擊遭遇戰 日機墜農田

胡可介紹，這支游擊隊是由七七事變以前潛入關內的少數東北義勇軍和北平城里出來的一批進步學生作為骨干力量，“學生里有黨員，有民先隊員，我只是個中學生，小知識分子”。游擊隊人多槍少，于是征集老百姓手中的槍支彈藥成了一項迫切任務。胡可當時在游擊隊第三總隊做文書工作，負責編造花名冊和登記槍支彈藥。

在這期間，他迅速認識了各式槍支，也學會打槍，參加過三次戰斗，其中一場遭遇戰同日軍交火還取得一定戰果。那是一天深夜，游擊隊到天門溝一帶執行任務，胡可所在的第三總隊擔任警戒，監視山下那條由北平城通向溫泉、南口的大道。第二天近中午時分，忽然有人發現山下大道上出現日軍的蹤影。“一個個跳躍移動著的黃色人形，隱約還能看見他們的紅色肩章，大家抗日情緒高漲，便紛紛開槍射擊。”胡可回憶，戰斗從上午一直打到下午，傍晚時天空中出現敵機，“飛機擦著山頭低飛偵察，因為飛得過低，其中一架被二總隊原二十九軍的副連長用機槍迎頭擊中，墜到清河一帶的農田里。后來敵人增兵，用迫擊炮轟擊山頭，我們游擊隊才撤離。”

講述這段歷史時，胡可一直強調這是一場遭遇戰，自己只能算是一個目擊者，不過戰果令人振奮，“紅藍箍”也因此在北平西郊名聲大震。

抗敵劇社內 輾轉搞創作

1937年12月，胡可隨游擊隊來到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軍區，后被送去軍政學校，學政治、學軍事，成為一名真正的八路軍戰士。第二年畢業后，他成為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的宣傳員。

胡可參演話劇，學到了一些戲劇知識，后調到文學組，動筆創作反映邊區斗爭生活的劇本。為了創作需要，他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曾跟隨騎兵團的小部隊奔赴山外，在青紗帳里伏擊敵人，和地區支隊的偵察員潛入敵占城關執行偵察任務，與地方干部在敵人控制的地區鉆地道，晝伏夜出征糧和鋤奸，也曾以區干部身份在滹沱河兩岸走鄉串戶，做了兩個月的減租復查工作……”

三幕兒童劇《清明節》，是胡可的處女作，“我隨部隊到邊緣地區活動，了解到敵寇殘害敵占區兒童的不少事例，比如他們搞細菌實驗，就創作了這個劇本。”1944年春節過后，中共晉察冀分局召開邊區“群英會”，戎冠秀大娘講了掩護和搶救八路軍傷員的事，會后胡可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鄉訪問，了解她的辛酸過去，此后創作了話劇《戎冠秀》，由抗敵劇社廣泛演出。

抗戰勝利日 興奮沖出門

轉眼抗戰勝利就要70年，胡可仍清晰地記得喜訊傳來的那天。那時他所在的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居住在河北阜平縣一個叫做洼里的小山村里，已經睡下的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天喜訊弄得不知所措，急忙爬起來沖出房門。“太突然了，當時大家都蒙了。有槍的同志不顧紀律對天鳴槍，有些同志把平時不舍得抽的煙都拿出來散發。村劇團敲響鑼鼓，人們扭起秧歌。”說起如今的抗日影視劇，這個革命文藝工作者忍不住吐槽，“現在有些抗日影視劇會出現這樣的臺詞，‘八年抗戰已經七年了，同志們堅持一下，還有一年！’那時候怎么可能知道抗戰是八年？！我們都堅信抗戰一定會勝利，但并不知道會是哪一年、哪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