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8日，北洋軍在馮國璋的指揮下猛攻漢陽，武漢的革命形勢開始變得異常的嚴峻。早在20天前，黃興、宋教仁、李書城等即抵達漢口，參與湖北軍政府的管理指揮。11月3日，黎元洪特意為黃興舉行了登壇拜將儀式，以此來鼓舞革命軍的士氣。但是，軍隊的養成非一二日之功，等到上了戰場，優劣立現。所幸的是，海軍不愿為清廷作戰而陸續投效革命陣營，這解除了一個很大的隱患。

據租界內觀戰的外國軍事專家觀察，北洋軍的士兵看上起結實、健康，有軍人榮譽感，軍中有良好的團結氣氛，指揮官能有效的控制各自的部屬;他們的機槍射擊術不錯，工程兵裝備良好，炮兵陣地的布置也恰到好處，但炮擊技術大有改進的余地。相比而言，革命軍的劣勢是顯而易見的，據外國目擊者的回憶，革命軍中因太多新招募而缺乏訓練的士兵，他們在進攻的時候雖然很勇敢，但那些受過訓練的老兵往往被安排在后面的新兵射殺。在北洋軍炮擊漢陽的時候，革命軍炮兵也積極還擊，毫不退縮，但炮彈從未落到鐵路上清軍的炮兵連隊里。

據民國將領陳銘樞的回憶，武昌起義爆發后，南京陸軍中學傾向革命的學生們在他的帶領下奔赴武昌參戰，其中就有蔣光鼐、陳果夫等民國聞人，但真正上了戰場后，才知道戰爭的殘酷性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特別是漢陽之戰中，在北洋軍的猛烈炮火下，革命軍瘋狂后退，潰不成軍，“河灘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隊伍爭先恐后的搶渡，因為人多，浮橋被擠斷，許多士兵落水，被河水沖走，幸而此時據守鐵路線之敵，未繼續追擊，否則我們將全軍覆沒。”

澳大利亞第六輕騎兵隊的一位軍官對廣州、上海、蘇州、武昌和南京的革命軍進行考察后認為，除少數例外，革命軍大多是一群“軍紀渙散的烏合之眾”。這個評價雖說刻薄，但對于一群新招募而未經訓練的軍隊來說，未嘗不是事實。據這位軍官的判斷，如果北洋軍全力支撐清皇朝，革命軍將不是它的對手。就軍事觀點而言，與其說革命軍戰勝了清廷，倒不如說北洋軍背棄了它。

雖然革命軍隊指揮無方，裝備拙劣，但他們勇敢而積極的戰斗精神贏得了普遍的贊揚，這也是外國專家們一致公認的。在漢陽之戰中，革命軍軍官傷亡兩百余人，士兵傷亡三千余，足見戰斗之激烈，軍心之可用，而這也是武昌起義后第一場真正的惡戰。據事后總結，革命軍有湘軍前來助戰，兵力本在北洋軍之上，而海軍亦在革命軍一邊，但黃興指揮行軍知進不知退，全軍盡布一線，后備無一兵一卒，全憑士氣向前攻擊，在左路湘軍進展順利時，臨時招募的右路鄂軍遇驚而亂，見危而潰，側翼動搖，以至于三軍盡潰，不可收拾。由此可見，軍事指揮是一門科學，非軍校、軍營出身的業余人士不能掌控，漢陽之敗，足見一斑。

“明月如霜照寶刀，壯士淹兇濤。男兒爭斬單于首，祖龍一炬咸陽燒。偌大商場地盡焦。革命事，又丟拋。都付與鄂江潮”。黃興初來武漢時意氣風發，但在漢陽敗北后知勢不可為，他提議仿當年太平軍放棄武昌之例，湘鄂兩軍順江而下攻打南京。黃的提議遭到了湖北革命人士的強烈反對，指揮者之一張振武甚至拔槍怒喝：“頭可斷，武昌不可棄！敢言退者，莫怪我手下無情！”黃興見事已如此，只得于11月28日悄然離鄂往滬，他的那首《山虎令》，也就暫付“鄂江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