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發表戰后70周年談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4日發表戰后70周年談話，僅以回顧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間接提及“反省”、“道歉”，且宣稱戰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負“謝罪的宿命”。(8月14日《新華社》)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日本紀念戰敗投降70周年之際發表談話。但是，安倍晉三在談話中卻回避了直接表達“反省”“道歉”之意，而是通過回顧以往日本政府的歷史認識稱，“我國對過去那場大戰中的行為，反復表明了痛切的反省和衷心道歉的心情”。”

安倍晉三在談話中同樣沒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為，而是以貌似第三方的口氣稱，“事變，侵略，戰爭。再也不能將武力恐嚇和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世界應該徹底告別殖民統治”。安倍晉三同時在談話中宣稱，日本今后無需繼續道歉。他說，日本戰后出生的人已經超過總人口的八成，這些“與那場戰爭沒有任何關系”的世代及其后代，“不能再背負繼續謝罪的宿命”。

那么，安倍晉三在發表戰后70周年談話中為何回避侵略、殖民統治、反省和道歉這些關鍵詞？甚至呼吁日本后代也不要為日本的侵略的罪行繼續“謝罪”呢？其實，真正原因很簡單，這一切都是安倍晉三為了擺脫戰后日本體制和國際秩序的陰險圖謀。

所謂“戰后”一詞，涵蓋了70年來日本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思潮及歷史觀等要素。對“戰后”的不同理解和詮釋，折射出日本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和方向，也是判斷今后日本走向的重要標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戰勝國為日本設計了“戰后”的國家體制。1955年，戰敗第10年，日本進入新的“戰后”階段：政治上，確立了保守勢力自民黨和革新勢力社會黨對峙的“55年體制”;經濟上，經濟總量恢復到戰前繁盛期水平，日本政府在翌年的經濟白皮書中歡欣宣布：“終于結束了戰后”。

但政治上的“戰后”狀態卻延續至今。一個突出特征是，70年來日本政局始終離不開歷史認識和安保體制這兩條主線的脆弱平衡。一旦失衡，日本“戰后”狀態就會搖搖欲墜。

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臺，高調提出“戰后政治總清算”，試圖擺脫戰后“經濟大國、政治小國”的狀態。中曾根一方面強化日美安保體制，宣稱日本是美國在遠東“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另一方面于1984年參拜靖國神社，但引起亞洲國家強烈抗議和國際社會警覺，后來不得不放棄參拜，多次流露的修憲企圖也胎死腹中。

伴隨冷戰結束，日本政治“55年體制”瓦解。1995年，社會黨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發表“村山談話”，對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進行道歉。這一立場為后來歷屆日本政府所承襲。但在此前后，日本安保政策調整力度明顯加大，包括制定允許派兵海外的《PKO協力法》，修訂日美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制定《周邊事態法》等。

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日本政治右傾化加速，以深化日美軍事同盟為主軸的安保政策調整同時加速。盡管小泉在2005年“戰后60年談話”中沿襲了“村山談話”的歷史認識，但他任內6次參拜靖國神社，所作所為與“村山談話”精神背道而馳，也令國際社會對日本走向產生新的懷疑。

安倍晉三2012年再度執政后，徹底打破日本戰后在歷史認識和安保政策之間的脆弱平衡，為日本未來定下了危險方向：安保政策方面，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標志，解除了憲法對自衛隊“專守防衛”性質的約束，將日本更緊地綁在了美國戰車上;歷史認識方面，試圖美化侵略歷史，重拾戰前以皇國史觀為核心的教育理念。安倍把這一整套構想，定位為“擺脫戰后體制”。

日本憲法的和平精神、日本國民的和平主義意向、民眾通過制度表達和平意愿的政治架構，是戰后70年來日本阻止日本政權“暴走”的三道防線。但如今不論是“積極和平主義”“和平安保法制”還是歷史教育“改革”，本質上都在抽掉日本戰后長期積淀的“和平主義”理念。日本歷史學研究會批評說，安倍試圖拋棄和平憲法，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允許海外派兵，這是在鋪設通往新的戰爭之路。

安倍晉三雖然希望能在“擺脫戰后體制”的基礎上重新描繪日本愿景，但是，在錯誤的歷史觀和逆時代潮流的安全觀引領下“擺脫戰后”，非但無助于開創未來，反有可能重返“戰前”黑暗時代。日本只有基于對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歷史罪行作出真誠的反省和謝罪，與受害國家建立相互信賴的關系，才有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像德國那樣走向“正常國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