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戰中，段琪瑞曾專門編練幾個師的“參戰軍”，準備派赴歐洲作戰，雖然因參戰時已臨近尾聲，最后僅向西伯利亞派出了混成團規模的中國支隊，但中國支隊仍然表現優異，沒有給國家丟臉。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準備充分，后勤充足有著莫大關聯。中國支隊歸陸軍部直轄，出發前，所有官兵均由陸軍部制發上中等黃呢子制服。在支隊開拔的同時，陸軍部即在長春設立總兵站，從沈陽、哈爾濱到支隊司令部所在的俄境雙城子，也均設有分兵站。國內代表到海參崴慰問時，僅帶去的慰問品就計有：在南苑宰殺的大黃牛兩頭、在北京城內所烙的約一萬斤面的山東大鍋餅、在上海買的美麗牌香煙和毛巾、在長春總兵站購買的兩千斤白干酒等。所有這些慰問品，把一節鐵悶罐車都裝得滿滿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國支隊自進入俄境起，部隊行動就很謹慎，不僅從上至下保持著良好軍紀，不擾民不滋事，而且夜間也從不出動，只有白天才會在防地附近巡查。

其它協約國特別是投重兵于西線的歐美國家，對干涉行動要么力不從心，要么不夠重視。美軍的裝備最好，但是派來作戰的士兵素質很差，一聽到槍聲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莊里去，以致于讓美軍獲得了“打仗最差”的評價。日軍大概是協約國中最為重視，也最花力氣的，可同時也是投入產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亞氣候寒冷，缺少青菜，作為亞洲人，對這種生活非常不習慣。日軍又向來不重視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這無異于雪中加霜，導致他們的軍紀之壞在參戰國中排到了第一。

當時在遠東與各國干涉軍作戰的蘇軍被稱為“窮黨”。 “窮黨”遠遠地一看到是中國軍隊，便會用俄語大聲呼喊：“中國人和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打你們，你們也不要打我們！”

“窮黨”出來活動時都盡可能避開中國軍隊，但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兇。日軍兵營常常遭到“窮黨”夜襲，部隊一營一連地被圍攻繳械，損失很大。

中國支隊主要負責分擔海參崴以東鐵路附近的防務，另抽出一個騎兵連到伯利歸日軍指揮。到伯利去的那個騎兵連遇到了和主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即“窮黨”只要望見中國國旗就會大喊：“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能打誰。”

由于和日軍一道行動，騎兵連很怕被“窮黨”看成是日軍，行軍時都不愿和他們銜接在一起，總是或前或后地保持著一定距離，因而蒙受的損失也不大。

中國支隊和華工赴歐一樣，都是在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竭力爭取國際地位的一種努力。可是很快，隨著段祺瑞和皖系在直皖戰爭中的慘敗，中國支隊被迫撤回了國內。此時他們所屬的陸軍第九師已被直系改編，師長也換了人，這支曾經立聲名于海外的功勛部隊直落得一個無人問津的地步，只得在他們所暫駐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軍的改編。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當時直皖戰爭尚未爆發。服務于一戰的“威海衛華工營”準備啟程回國，許多華工前去向一位出生于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于法國的華僑女子辭行。大家問她想不想回中國，女子說：“怎么不想？做夢也在想！不過一年多來，我向許多同胞問了國內的情況，倒使我遲疑起來。祖國太亂了，人民太苦了，簡直是一個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

臨別時，女子的眼眶里全是淚水，她一邊哭，一邊拉著同胞的手說：“我多么盼望祖國統一、獨立和富強啊！”

這個希望轉瞬就成了泡影。回國后的華工也有很多人被迫卷入直皖戰爭，他們沒有死于一戰，卻死在了內戰之中。一位被大家叫做“先生”，擁有一身武藝，同時在華工營中也具有很高威信的人也消失其中。之前，“先生”的華工朋友們和他通過幾次信，但直皖戰爭后去信幾次都無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經戰死了。

中國嗜于內斗的“傳統”，仿佛又再一次讓人們看到了它骨子里的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