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強占中國臺灣。為了獲取原住民區的自然資源，并實現對臺灣全島的控制，日本必須實現對原住民的完全“教化”。為此，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務總長大津麟平都主張采取“撫育”和“討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稱，雖從社會學上看“番人”屬于人類，但從國際法上看與動物沒有區別。為了帝國經濟和財政利益，應該對“番人”進行討伐，甚至可以完全滅絕他們，但是由于這樣做的成本太高，所以應該采取“撫育”與“討伐”并舉的策略。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區進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與臺灣原住民頭目聯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對臺灣進行殖民統治期間，很少有日本人和漢人結婚，但對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卻鼓勵當地的日本警察與其結婚，意在消弭他們的抗日意識。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勝枚舉。1896年，為了爭取霧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檜山鐵三郎迎娶了霧社群頭目巴沙歐的女兒;熟知“番語”的日本警察近藤勝三郎也先后娶了巴蘭社頭目的女兒以及荷歌社頭目的妹妹為妻;1910年，隨著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的崛起，近藤勝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儀三郎娶了莫那·魯道的妹妹狄娃思·魯道。

原住民女子嫁給日本警察后，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妻子，而僅僅是政治聯姻，結果多數是始亂終棄。檜山鐵三郎因為壟斷埔里社所有的商業活動，從中謀取巨額暴利，引發“埔里社支廳舞弊案”。檜山因此返日接受審判，其妻被遺棄在臺灣，成為第一個被日本人拋棄的賽德克女子。近藤儀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動后未歸，日本人稱其墜落山谷失蹤，但馬赫坡社的族人卻認為這是日本人在故意拋棄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魯道被迫只身回到馬赫坡社。狄娃思·魯道的悲慘遭遇讓身為兄長的莫那·魯道憤恨不已，也為他以后起義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埋下了種子。

日本浪人任警察

日本“和番”的另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邀請原住民首領赴日本“觀光”，宣揚日本的國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組成的訪問團參訪了日本的長崎、大阪、東京等地。據稱，日本人評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領皆對日本產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組織赴日“觀光團”，此次主要由山地區的原住民參加，賽德克族群的巴蘭社、荷歌社和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領都被安排前往，時年30歲的莫那·魯道亦在此列。

在進行“安撫”的同時，日本人并未放棄對原住民的掠奪和鎮壓。為了獲取木材和樟腦，日本殖民當局設置各種各樣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們視為圖騰的神木，而且要求他們必須肩扛出來，因為這樣才不至于劃傷樹木。在對待原住民文化習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謂的現代化的標準對原住民進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當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視為祖訓的文面、斷齒等習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種植用以編織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執掌原住民區包括安全、衛生、貿易、教育等所有事務，對原住民有生殺大權。而且，駐扎在原住民區的警察多為日本的浪人與惡徒，本身品質不端，對原住民的殘害更加肆無忌憚。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面對日本人的欺壓，賽德克人與日本殖民當局進行了反復的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組成探險隊，前往霧社地區調查，“番通”近藤勝三郎擔任向導。由于近藤在途中瘧疾發作返回埔里治療，失去向導的探險隊很快失蹤。后來，深堀等人的尸體在霧社區被發現，日本人因此認為是霧社群干的。為了報復霧社群，日本進行了為期5年的“生計大封鎖”，禁止食鹽、鐵器等進入霧社群，對其生產生活造成巨大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封鎖后，日本于1902年4月對霧社群進行軍事圍剿，然而霧社群依靠人止關(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頭等猛擊日軍，致使18名日軍不同程度輕重傷。

總之，在日本的苦心經營下，霧社地區成為日本殖民臺灣的“番地管理模范”。霧社不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鎮的市街，而且霧社地區原住民也大多能講日語(相較之下，同期平地漢人的日語普及率僅達25%)，對日本的歸化程度較高。即使是素來具有反日情緒的莫那·魯道，也多次參與到協助日本人剿滅其他“番社”的行動中。1920年12月，莫那·魯道即率眾參與了對泰雅族薩拉茅群的鎮壓行動。

敬酒成為導火索

“出草”原是指賽德克族為了向祖先表達敬意以及顯示本族群的實力，擊殺其他族群成員，并將其頭顱割下。這本是一種殘忍的野蠻行為，一直為文明社會所不齒。然而，1930年賽德克人再次針對日本人集體“出草”，爆發了著名的霧社事件。

兩次敬酒事件是霧社事件的導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讓荷歌社與日本的關系高度緊張。荷歌社頭目阿威·諾干外出打獵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駐在所(相當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諾干酒量不濟，希望早點回家。面對日本警察的頻繁敬酒，以原住民語baga(夠了)婉謝。然而在日語中，baga音同“禽獸”一詞。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來其他警察將阿威·諾干打死，荷歌社與日本警察的梁子從此結下。

第二次敬酒事件讓馬赫坡社與日本的關系也緊張起來。1930年10月7日，馬赫坡社的一對青年結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過，莫那·魯道的長子塔達歐·莫那熱情邀其共同參加婚禮。塔達歐·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禮儀“兄弟飲”(賽德克族習俗中，兩人并肩貼臉對嘴共飲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棄塔達歐·莫那剛殺過山豬的手上染有血漬，認為非常骯臟而加以拒絕，并用警棍毆打他。此舉激怒了塔達歐·莫那和其弟巴沙歐·莫那，二人對吉村一頓暴打。事后，莫那·魯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兩次帶著兩個兒子到駐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聲稱要向臺中州呈報懲處莫那父子。

在兩次敬酒事件之后，賽德克人開始秘密籌劃抗日行動。荷歌社和馬赫坡社是此次起義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頭目被日本警察毆死而仇視日本人，馬赫坡社因為懼怕日本人的報復而終日驚慌不安。因此，雙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籌劃和聯絡過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與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為堂兄弟關系，均為日本警察登記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殺害的經歷(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親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經常煽動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緒。

賽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籌備年輕人婚禮的機會，秘密商議起義計劃。25日和26日兩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魯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聯絡，游說共舉反日大事。最終，莫那·魯道共獲得包括馬赫坡社、荷歌社、塔羅灣社、波阿侖社、斯庫社及羅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蘭社因為頭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對而未參與起義，但有3名男子以個人身份加入。據統計，最后參加起義的賽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戰斗力的青壯年男性僅300余人。

27日凌晨3點半，巴沙歐·莫那以父親重病需要藥物為由哄騙日本警察打開馬赫波駐在所大門，起義群眾乘機攻入并殺死日本警察。同時，塔達歐·莫那率人襲擊了日本的制材所，殺死了吉村克己和岡田兩位日本警察。此后，起義群眾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羅灣社、波阿侖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駐在所，并繳獲了一批武器。

上午7點左右，莫那·魯道在荷歌社集結人馬，將起義群眾分為青年組和老年組，青年組有100多人，由塔達歐·莫那指揮，負責襲擊即將舉行運動會的霧社公學校;老年組有70余人，由莫那·魯道指揮，負責襲擊霧社分室(日本警察駐霧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郵局等地。任務布置完畢后，兩隊人馬分別悄悄隱蔽到攻擊目標附近。由于起義群眾在攻占駐在所時都把日本警察的電話線切斷了，所以日本人對起義一事一無所知。

上午8點，日本人在霧社公學舉行神社祭，并舉行聯合運動會。當日本的太陽旗升起時，塔達歐·莫那率領青年組殺入公學校，開始與日本警察進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準備，很多警察甚至沒有攜帶武器，因此很快演變成一場賽德克人對日本人的殺戮。而且，賽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殺戮婦孺的習規，在場內的日本人，無論是成年男子還是老幼婦孺，全數被殺無一幸免。

據統計，賽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襲擊中共搗毀1個警察分室(相當于警察分局)、12個警察駐在所，殺死134名、擊傷215名日本人，繳獲180支槍、23037發彈藥以及炮彈2000多發。

日本人的殘酷鎮壓

27日上午8點50分，日本當局接獲霧社起義的消息，立即決定調集軍隊、警察和親日“番社”進行鎮壓。下午4點，首先出動兩架飛機對霧社地區進行偵察，并威懾尚未決定參加起義的社群。此外，臺北州、臺中州、臺南州和花蓮港廳的駐軍及警察2000多人也緊急趕往霧社地區。

28日，日本軍警抵達霧社周邊地區。傍晚，在霧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魯道的狙擊，致使軍夫1死5傷，日軍遂暫停推進。29日，日軍在未遭抵抗的狀況下進入霧社市街，并開始搜救日本人的工作。

起義的賽德克人深知無法與日軍進行正面對抗，因此分成“塔羅灣”及“馬赫坡”兩條戰線，分別利用天險對日軍進行襲擾。塔羅灣戰線由荷歌社頭目塔達歐·諾干率領，馬赫坡戰線由莫那·魯道率領。10月31日，日軍發起總攻。11月1日，除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被日軍占領，塔達歐·諾干亦戰死。2日，馬赫坡社亦被日軍占領，起義原住民被迫完全退入山中。

11月5日，日軍在馬赫坡社東南方與賽德克人爆發激戰，15名日軍被殺，10人負傷。賽德克人也遭到重創，巴沙歐·莫那受重傷，最后由族人將其斬首。此役過后，賽德克人退至素有天險之稱的馬赫坡絕壁，日軍遂改以防線封鎖、炮兵炮擊及以飛機投擲炸彈的方式進行圍攻。其間，日軍甚至向賽德克人投擲化學武器，致使賽德克人傷亡慘重。

11月下旬，賽德克人終因缺乏糧草和寡不敵眾，逐漸失去戰斗力。賽德克人在抗擊日本圍剿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其特有的勇敢和文化。很多起義戰士的妻小為不拖累他們，紛紛在巨木下自縊，包括莫那·魯道之妻巴干·瓦利斯，由于上吊的人太多，曾一度壓彎了樹枝。此外，莫那·魯道還槍殺兩名孫子，并將他們與妻子的尸體一同焚燒，后獨自進入深山斷崖間自戕。塔達歐·莫那在與被迫前來招降的妹妹訣別后亦自殺身亡。

據統計，賽德克人在霧社事件中死傷慘重，其中343人戰死、296名自縊身亡，另有700多人被俘或投降;日本方面，28人被殺，26人受傷，臺灣總督石英藏、總務長人見次郎和臺中州警務部長石井保被迫下臺;協助日本的“味方番”22人戰死，19人受傷。

不該發生的悲劇

由于賽德克人占據地利之便，加之其剽悍勇猛，因此日本人與賽德克人進行硬碰硬的對決，很難占到便宜。然而，賽德克人也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就是彼此之間的猜忌和攻占。日本人正是利用這一點，通過“以番制番”的方式實現了其殖民統治。

早在1902年人止關戰役后，日本人就使用“以番制番”的策略。1903年，日本唆使與賽德克人素有世仇的布農族干卓萬社，要求其以向賽德克人提供食鹽和鐵器的名義，引誘賽德克青壯年到雙方邊界姊妹原前來交易，待其全數喝醉后悉數將其殺害。參與交易的賽德克100多名青壯年中最后僅有六七人僥幸逃生，從此賽德克群實力大幅下降。

霧社事件發生后，日人沿襲其陰險的“以番制番”策略，以提供賞金和槍支彈藥為條件，利用各部落之間的嫌隙組成“味方番”襲擊隊，協助日軍警部隊作戰。例如，立場親日的道澤群頭目鐵木·瓦力斯便加入了所謂的“味方番”，協助日軍從事偵查、勸降和破壞活動。部分道澤群族人貪圖獎賞而對婦孺一律殘殺，賽德克對“味方番”的仇恨更甚于日軍。11月11日，鐵木·瓦力斯率領56名族人追殺賽德克族12名戰士，然賽德克早已設下埋伏，致使鐵木·瓦力斯等十余人被殺。29日，道澤群又被莫那·魯道等殺死5人，重傷7人。道澤群死傷人數居于各“味方番”之冠，鐵木·瓦力斯之死更被視為奇恥大辱。這進一步加深了道澤群與德克塔雅群的仇恨。

霧社事件平息后，馬赫坡等六社原有的1236名德克塔雅人僅剩514人。為了懲治剩下的德克塔雅群人，日本人再次使出陰險的“以番制番”策略。當時的臺中州警務部長三輪幸助、警察課長寶藏寺虎一共謀利用道澤群對德克塔雅群進行清算。日本人的居中煽動很快起到效果，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澤群200余壯丁夜襲四處德克塔雅群收容所，殺死216名德克塔雅群人，致使馬赫坡等六社的賽德克族僅剩298人，從而造成所謂的第二次霧社事件。

即使經歷了第二次霧社事件，日本人對馬赫坡等六社仍不放心。1931年5月6日，日本人強行將298名賽德克人整體遷往北港溪與眉原溪匯合點的中川島，并對其嚴加管制。10月，經過秘密偵查和訊問，日本人又逮捕并虐殺了38名據稱參與霧社事件的賽德克人。

此后，日本一方面保持對原住民的強力鎮壓態勢，另一方面也逐步強化對原住民文化意識的塑造，至二戰時原住民已經基本上完全喪失了抗日的斗志和行動。更可悲的是，在日本侵華及侵入東南亞的戰爭中，也活躍著一支“高砂義勇隊”，他們都是由臺灣原住民所組成。在參與霧社事件的六社僅剩的幾百人中，就有33名青壯年寫下血書參加“義勇隊”，為屠殺他們祖先的日本人戰斗。由于其忠誠度高、戰斗力強，而一度成為日本人所倚重的一支力量。為了表彰“高砂義勇隊”的“杰出表現”，戰死者皆進入靖國神社。

日本戰敗后，國民黨接收臺灣，開始對賽德克人進行統治。國民黨在霧社地區設仁愛鄉，廢除“高砂族”的稱號，改稱“山地同胞”，廢除原來的社群頭目制度，賽德克精英也紛紛加入國民黨參與對家鄉的治理。

2006年，仁愛鄉的賽德克人舉行大集會，以傳統祭典“埋石立約”的方式進行各部落之間的歷史大和解。2008年4月，賽德克族正式脫離泰雅族，成為臺灣第14個高山族群。目前，賽德克族有7000多人，在漢人占主體的臺灣社會仍然是邊緣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