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史記·平準書》

漢朝自立國以來，最大的敵人便是北方的匈奴。初期，大漢還處于窮困潦倒、百廢待新的階段。面對匈奴不斷來“打谷草”，漢高祖劉邦最開始采取的是以蠻制蠻的策略，想以武力解決邊疆問題。但是，在經過“白登之圍”后，漢高祖意識到敵強我弱，不宜力拼，于是馬上改變戰略，采取了懷柔之術，通過送公主和親和財物利誘，滿足了匈奴的欲壑，實現了和平共處的安寧。

呂后在執政期間，冒頓單于遞上了一封帶有污辱性的求愛信：“太后守寡，孤王喪偶，兩相孤獨，何不兩相和好，互通有無。”大致意思是說：我是一個孤獨的君王，生長在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很想到中原一游。現如今呂后你新寡，而我又是單身，我們都屬于同病相憐的人，郁郁寡歡，心中的苦楚和煩悶無處發泄，我真心希望能和你手牽手，肩并肩，心連心，從此朝朝暮暮長相廝守，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面對這樣極具侮辱性的“求愛信”，樊噲提議出兵掃蕩匈奴，但呂后最終還是聽從了季布的意見，選擇了忍氣吞聲，再送公主并配以金銀珠寶等陪嫁品，以定冒頓之心。

呂后延續了漢高祖的做法，暫時解決了匈奴這個難題。然而，這種表面和平的局面始終是包不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到漢文帝時，漢朝和匈奴貌合神離的面紗被撕破，表面上的和平終于被徹底打破了。

當時，漢文帝還是按照漢高祖定下來的規矩，派公主和匈奴的單于和親。漢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頓單于病死，兒子稽粥繼位，號稱老上單于。文帝獲悉后，馬上將宗室的公主許配給稽粥。一場看似歡喜的和親，卻被一個叫中行說的小人物給攪黃了。

漢文帝當時選宦官中行說作為公主的隨從，然而，中行說并不愿意當這個費力不討好的護花使者，并且明確地向漢文帝表達了這個意思。但是，漢文帝認為他的理由不充分，非要讓他去完成這次任務。皇命不可違，中行說在牢騷中上路了：“你們非要逼我去，一定會后悔的。”

果然，很快漢文帝就后悔了。中行說到了匈奴，馬上就當了匈奴的走狗，他極盡挑撥之能事，不斷破壞雙方的關系，不斷挑起雙方的紛爭，大張旗鼓地進行“反漢”。

他首先從思想上教化匈奴人，不要迷戀漢朝送來的綾羅綢緞，這些都是身外物，是消磨人意志，侵蝕人思想的東西，要他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徹底破除過于依賴漢朝的心理。二是從行動上教化匈奴人要讀書識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并且教會了他們用文字來記錄人口、牲畜情況，繪制地圖用以行軍作戰等。總之，在中行說的鼓搗下，匈奴人很快就變得不安分起來了。

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單于率十多萬大軍大舉入侵漢朝邊界，結果收獲頗豐。他們不僅攻占了朝那、蕭關，還搶奪了大量百姓和牲畜，長驅直入到甘泉宮。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漢文帝對待邊疆問題的底線。眼見匈奴嚴重觸紅線之舉，他震怒之下，便要親自率軍去反擊，結果誰都勸不住，最后還是竇太后親自出面才阻止了漢文帝的憤青之旅。

此后，嘗到了甜頭的匈奴人變得肆無忌憚起來，經常出入漢朝邊境“打谷草”，其中云中郡和遼東郡成了重災區，甚至出現了白骨露于野的慘景。

一個小小的宦官，挑起了兩國長達四十余年烽煙不斷的征戰，這是漢文帝不會料到的，也是漢人無法理解的，更是后人引以為嘆的事。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漢景帝時，匈奴依然我行我素，特別是七國叛亂時，匈奴磨刀霍霍，準備對漢朝來一次驚天大逆襲。結果他們的刀還沒磨快，叛亂就被平息了，使得他們精心打造的計劃胎死腹中。

隨后，聰明的漢景帝依然采取和親政策，極其大方地將公主和錢財往匈奴那里送，雖然匈奴人還是沒死心，但從此“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到漢武帝時，匈奴如幽靈般如影相隨，避不開、躲不了、逃不掉。這時候，漢武帝對匈奴面臨是戰還是和的抉擇。最終，他選擇了戰，且堅定地血戰到底，一雪國恥。這也是漢武帝在繼思想革命之后，做出的第二個大舉措。

如果說漢武帝的思想革命是為了治國、理國的需要，那么，他堅定地平定匈奴就是護國強國的需要。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摒棄漢高祖一直流傳下來的和親政策，另辟蹊徑地動用武力。

的確，漢朝經過五代人的共同努力，通過休養生息政策，這時的漢朝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已是一躍千里，糧多、錢多、馬多、武器多、軍隊多。

糧多解決了吃的問題，錢多解決了穿的問題，馬多解決了行的問題，武器多和軍隊多解決了打仗的問題。總而言之，這五個多合起來就能解決戰的問題。

就在漢武帝磨刀霍霍，準備戰的時候，匈奴人似乎聞到了不祥的氣息，主動投來了“和”的橄欖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單于派使者到長安求見漢武帝，請求和親。

為此，漢武帝馬上召開了一次朝議，討論接不接受和親的問題。他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主動征求大臣們的意見，落得個廣開言路的好名聲;二來測一測大臣們對邊疆問題的期望值，為自己的武力平定匈奴做鋪墊。

朝議開始后，一改上次漢武帝為竇嬰和田蚡舉行辯論會時的沉悶，現場氣氛非常火熱，“主和派”和“主戰派”討論得熱火朝天。

首先，主戰派的代表人物大行(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部長)王恢發言。王恢之所以能成為主戰派的代表人物，是因為他長年在基層工作，而且還經常與匈奴打交道，主張以武力解決匈奴問題是其深思熟慮之后的舉措。

隨后，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御史大夫韓安國進行了陳述，他強調與其摸著石頭過河，冒險和匈奴人進行刀鋒上的較量，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求和。

一邊主戰，一邊主和，相對相立，相映成趣。一邊戰鼓隆隆，鐵骨錚錚，意氣風發，似乎在談笑間，在彈指一揮間，匈奴便灰飛煙滅了。一邊和風徐徐，言辭灼灼，燈火闌珊，似乎在花好月圓間，在舉杯邀明月間，大漢王朝便能和匈奴永遠和平共處下去。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讓裁判長漢武帝很為難啊。為此，他決定充分發揚民主，請與會的大臣們進行一次“公投”。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支持王恢的居少，支持韓安國的居多。

看到這個結果，漢武帝很無奈，他的原意是主張動武的，但此時的“臣意調查”結果已經出來了，大多數大臣還是保守派，還是愿意繼續走和親的老路線。

既然如此，那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忍到條件成熟時再說，等到東風來時再談。漢武帝權衡利弊和輕重后，宣布同意韓安國的意見，繼續和親。

主和派和主戰派的第一次交鋒最終以主和派的勝利告終，但主戰派卻如革命的種子，雖然還是“星星之火”，但成“燎原之勢”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隱忍與負重是一把雙刃劍，當忍無可忍，無法承重之時，也就是物極必反之時。果不其然，漢武帝和匈奴的和親只走過了短短三年的“蜜月期”，便進入了“更年期”。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武帝第二次召開朝會，商議匈奴問題。

這次漢武帝一改往昔先聽大臣發言，再做決定的傳統做法，會議一開始，他就主動提出自己的主張：“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慢，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漢武帝的話里表達了三層意思：我對待匈奴，又是嫁送公主又是贈送禮物，可謂仁至義盡，而匈奴呢？他們又是侵我土地，又是擄我臣民，可謂無禮至極、傲慢至極、可惡至極。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啊，所以我決定對匈奴用兵。

這一次漢武帝改變思路，創新思維，采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有了漢武帝的金玉良言，主戰派代表人物王恢勇氣大漲、信心大增，又是第一個站出來舉雙手加雙腳表示強烈支持。但是，主和派的韓安國也不甘落后，同樣站出來舉雙手加雙腳表示強烈反對。這一次主戰派王恢和主和派韓安國又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口水戰，這一次兩人通過講故事，以事喻人;講實際，以理服人;講策略，以誘伏人。

王恢充分發揮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闡述了自己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歸納起來就是十六個字：以飽待饑，以利誘之，以逸待勞，以伏擊之。

這就是歷史上的馬邑之謀。

王恢的話有理有序有節，有因有果有方案，漢武帝聽了大為高興。他沒有讓辯論再繼續下去，而是以“裁判長”的身份宣布同意王恢的意見，同意對匈奴開戰。

就這樣，馬上演了聞名天下的“馬邑之謀”。

就這樣，漢朝和匈奴之間靠和親政策維持了多年的“偽親密關系”徹底破裂，表面的和平被撕碎，一場長達四十四年之久的攻防戰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