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前的較量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給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復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蔣介石這個電報不外出于兩個目的：一個是借口毛澤東不去重慶，好將內戰責任嫁禍于共產黨;如果毛澤東去談判就給予共產黨幾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掩蓋他調兵遣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8月16日，毛澤東電復蔣介石：“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同日，毛澤東派人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準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復朱德電報后，再做考慮。”

蔣介石得電后便估計毛澤東不敢赴重慶。因為十年內戰時期他就在江西懸賞毛澤東的人頭，現在毛澤東肯定不敢上門送頭！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

毛澤東于8月22日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

周勵武、羅伯倫這幾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于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準備，而是忙于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發出兩封復電之后，8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毛澤東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毛澤東還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第二天，中共大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備戰。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臺反復播發，各報紛紛轉載，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吁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說：“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幕后的情報戰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

重慶的蔣介石倒弄了個手忙腳亂。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的“假戲”，因而沒有準備“臺詞”。而中共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毛澤東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這封電報也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才給了蔣介石一個出乎意料。

這次政治斗爭的巨大成功，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一個杰出范例。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聯絡參謀。駐一二師的陳宏謨是個比較老實的人，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賀龍部隊送了20挺機槍，后來被國民黨撤回。駐一一五師的李克定是個職業特務，收買師部譯電員，被驅逐回去。還有一個周勵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

這三個參謀都由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直接指揮，主要任務是搞共產黨的情報，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于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著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師聯絡參謀郭仲容。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孔祥熙貪污，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戴笠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駐扎在生活儉樸的延安，對于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實在是個苦差使。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周勵武一心搞情報，以期早日調回重慶升官。見交際處服務員王榮棠年紀小，就設計引誘。外出時，周勵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想等小王撿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邊保布置的人員，哪會貪圖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撿起來放在桌上，第二次見他又“丟”，就向組織匯報。這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際處的客人很多，有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學英國籍教授林邁可，朝鮮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師范的女生關淑珍到交際處照顧胡仁奎的孩子，也順便照顧兩個聯絡參謀。周勵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蕩的場所，就盯上年輕的關淑珍，多次挑逗。關淑珍將這個情況向領導做了匯報。一天，周勵武趁屋里沒人，動手動腳，被關淑珍打了兩個耳光。眾人圍觀之中，關淑珍當場揭露，周勵武只得低頭道歉。還是金城出面幫他勸說了關淑珍。這以后，周勵武的態度就軟多了。

這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么辦？

駐扎延安，對于過慣享樂日子的聯絡參謀。確實是個苦差使。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伙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曬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還揣著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再觀察，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布置，再找鑰匙。

服務員在曬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面。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

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聯絡參謀一出門，我方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里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復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只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邊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臺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布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復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面，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

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復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于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秘密情報，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戲真唱，不承想反被對方導演。國民黨派駐延安的兩個職業特務，卻讓蔣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動回避，突然間登臺亮相。共產黨情報人員不動聲色，助了毛澤東的“大膽”出演。

國共談判，由于國民黨缺乏事先準備，只能按照共產黨的方案討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通報中共中央代表團。毛澤東贊道：“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寶！”于是看透對手底牌的周恩來，就這樣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