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多面的，復雜的。“軍統”曾是罪惡的代名詞，軍統的另一面確實熱血抗敵。

中華民族與侵略者之間的斗爭是多面的，雙方既有明刀明槍的大戰，又有暗中的頻頻過招。1931年后，日本侵華的嚴峻形勢給國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脅，蔣介石不得不運用包括特工在內的各種方式來抵抗。軍統是我們熟知的國民黨特務機構，它干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丑事，一提軍統多少讓人有點兒毛骨悚然，所以我們很難將國民黨特務與英勇的抗日斗爭聯系在一起。

其實特務一詞最早并非貶義，而是一個普通名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為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中共中央在中央軍委下設立了“特務工作處”，負責政治保衛與特殊的軍事行動工作。這可以算是“特務”一詞首次出現，而且在這里“特務”一詞只具有特殊任務的一般含義。后來國民黨大肆利用特務從事捕人、刑訊、暗殺等活動，對象不只是共產黨還包括蔣介石的反對派，甚至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提到中統、軍統這些特務機構，人們馬上就談虎色變，特務這個詞在大家心中就沒有什么好印象了。

歷史往往還有另一面。抗戰時期，特務機構反而成了蔣介石與汪偽和日寇作戰的暗劍。為取得抗戰勝利，他們頻頻斬斷敵人的魔爪，特務行動往往是克敵制勝的奇招。當然，蔣介石從未放棄反共，抗戰時期國民黨特工肩負著“抗戰”與“反共”的雙重任務，戴笠曾說過：“現在的工作不應該僅限于抓共產黨分子了，但這項工作也不能全部放棄。”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性質是根本否定的，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舉國抗戰的背景下，他們也參加了抗戰，在上海等地與日偽進行了激烈的搏殺。本文試著通過以下幾個事例讓大家了解抗戰時期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另一面，了解那一段塵封的往事。

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

淞滬會戰期間，為了廣泛發動各界力量從事抗日斗爭，1937年8月底成立了蘇浙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以戴笠為書記長，總攬一切，委員有杜月笙、貝祖貽、戴笠、張治中、宋子文、劉志陸等人。9月4日，戴笠收到南京發來的電報，要求他與杜月笙合作在一個月內成立一支1萬人的隊伍配合正規軍作戰，肅清漢奸和間諜活動，在敵前敵后從事騷擾、破壞、襲擊。于是戴笠在委員會下成立了別動隊，下轄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每個支隊約等于一個步兵團的編制，下面采取三三制，下轄大隊、中隊、區隊各級組織。戴笠為別動隊訂下的行動原則是：首先，向最危險的地方行動。其次，國軍前進時先行進入以啟勝利之機;國軍撤退時，別動隊掩護破壞，潛伏搜集情報，減少撤退困難與損害。最后，只講戰果，不顧犧牲。第一支隊由何行健負責，成員主要是幫會分子;第二支隊的陸京士和第三支隊的朱學范都是郵局工會領袖，支隊中的成員多是工會分子;第四支隊由戴笠在京滬一帶的特工組成，支隊長是特務骨干張業;第五支隊是戴笠的老部下陶一珊帶領的學生軍。在當時情況下別動隊倉促建軍，而且部隊人員龐雜，許多人又沒有戰斗經驗，很可能這支隊伍就會成為烏合之眾。但戴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這支隊伍在抗戰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利用杜月笙的幫會關系，將三山五岳的幫會頭面人物團結起來。2.以黃埔系統為骨干力量。何行健為黃埔二期，張業是黃埔三期，陶一珊是黃埔六期，中隊長以上的職務都由黃埔同學擔任。他還要求黃埔畢業生調查處為其輸送尉、校級資歷者600人來滬報道，分別安置為各級干部。3.加強班長一級人才的力量。戴笠借調了在浦東駐防的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部600名具有班長、副班長能力的軍士到別動隊服務。

別動隊除第五支隊布置于上海南市一帶負責治安、肅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余的四個支隊均按照計劃配合正規軍部署于蘇州河沿岸。因為日軍炮火猛烈，別動隊難以深入敵后，但他們仍與正規軍一起并肩血戰，雖傷亡慘重仍戰斗不止。在淞滬抗戰中，隊員們感天動地的英勇事跡不勝枚舉。一支隊的大隊長李穰在日軍坦克向四川路沖擊時，周身捆滿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支手槍，率領隊員向敵人沖鋒。后因我軍炮火擊退坦克，他才沒有拼掉性命，但仍受了重傷。第三支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勛率領部隊英勇作戰，接連三個晝夜不下火線，他的隊伍損失慘重傷亡過半，中隊指導員也在戰斗中犧牲。毛勛負傷后與幸存戰士掩蔽在一座橋下柴堆里，慘遭敵機轟炸，毛周身著火，胡須頭發燒光，兩耳震聾，因傷勢嚴重而殘廢。后來戰勢逆轉，國民黨軍退往蘇州河南岸，戰役進入第二階段。四支隊奉令在蘇州河北岸掩護正規軍撤退，在戰斗中全部犧牲。最后在正規軍撤離時，南市地區留下五支隊和二、三支隊一部固守，以五支隊長陶一珊為右翼指揮官。別動隊誓死不退，堅守3天，掩護十萬部隊退入法租界，戴笠親自召見陶一珊并發給他特別費以資鼓勵。五支隊化整為零在京滬地區潛伏，一支隊在浦東地區搞游擊，其余特務大隊及青浦、淞江訓練班，佘山教導團等共1700人退往安徽祁門縣歷口鎮整訓，后改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第一團”，何行健率領的一支隊與毛森的游擊干部訓練班等部合編為教導第二團。當時據人事科調查統計，別動隊陣亡官兵在1500人以上。從淞滬戰場撤退后，負責收容別動隊人員的前方辦事處僅收容到2000多人，其余大部分在戰斗中犧牲或者流散了。戴笠奉蔣介石電令：“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期以加強敵后游擊工作。”到1938年4月底，已經編成五個支隊、一個直屬大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以及教導一、二團，總人數1萬余人。1938年5月，“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改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戴笠任總指揮，前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為副總指揮，設指揮部于漢口，以安徽屯溪為前進據點，逐步向京滬附近淪陷地區挺進。

之所以其名為“忠義救國軍”是因為別動隊中有大量幫會分子，“忠義”觀念易于團結。另一方面戴笠也想以此名與共產黨的游擊隊相區別，從中可見戴笠的用心。作為國民黨控制的武裝部隊，忠義救國軍由最初單一抗日的性質到后來有所改變，它一方面與汪偽作戰，另一方面與新四軍等中共的部隊摩擦不斷。抗戰勝利后被改編為國民黨交通警察總隊，發動了對解放區的進攻，后被解放軍全殲。

假幣制造者

日本為了取得戰備資源和貿易的需要，偽造了大量法幣和地方貨幣。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鑄局公然偽造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九年版的法幣10元券共500萬元，100元券500萬元，據統計抗戰期間偽造法幣總數達40億元。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將假幣賣給不法的錢攤，使之得以進入非淪陷區。這些假幣以假亂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幣的流通量，并對法幣價值及大后方物資補充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物資外流、穩定大后方經濟，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計劃偽造淪陷區貨幣來搶購戰略物資。

1942年初，蔣介石批準了戴笠仿造汪偽貨幣，破壞其金融的計劃。此事由宋子文、貝祖詒、戴笠三人負責，并獲得了美國的幫助。時任中國銀行總裁的貝祖詒在國內收集了各種敵偽的貨幣，宋子文在美國秘密聯系印鈔廠代印。在美國所仿造的是汪偽“中央儲備銀行”、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兩種鈔票。當時使用假鈔分東南與華北兩路，運送假鈔的行動是在十分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裝錢的木箱子外寫明“特物”兩字，下面編號，只有收件人才能開箱，連運送箱子的押送人員都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何物。東南地區由忠義救國軍各個支隊、浙江淳安的貨運局長負責，東南辦事處處長指揮，這一區域一共運進了一萬五千箱假幣;華北方面由重慶用專車押送到老河口貨運局長處，經商丘轉送華北各地。除由美國代印高仿的淪陷區鈔票外，為了節省經費和時間，軍統局也曾自印偽鈔。戴笠專門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廠房，并從昆明中國銀行印制鈔票的單位等處挑選印刷工人。

日偽為了打擊假鈔，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嚇手段，使“特券”在淪陷區的流通受到一定影響。戴笠在報告中承認“特券”在淪陷區“未能達到預期成效”。特別在華北地區，日偽的“銀聯券”發行時間長、品相破敗，而“特券”紙張精良、面貌嶄新，故容易辨認，被發現扣押的次數較多。運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幣被日軍發現，已經運送到界首的假幣只好就地燒掉。東南地區運送的假幣在浦東搶購物資時被汪偽發現，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日本人發現有大量假幣流入市場后，他們也不斷地變換貨幣圖案，以此來阻止假幣的流通。可是重慶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斷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勝防。秘密就是軍統在日本的諜報機構里安插的特工——林頂立。

林頂立，又名林一平，臺灣人。此人精明能干，少年時就被日本黑龍會在臺灣看中吸收，不久轉入日本警視廳工作。因為他精通各種特工手段，做事機警敏捷，熟悉中國情況而不斷得到重用，很快便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1939年林被派往廈門擔任特高課的大特務頭子澤重信的副手，負責中國沿海地區情報搜集。實際上林頂立是位心懷國家的血性漢子，曾多次計劃投奔祖國，因各種原因而未能成行。林借這次機會與軍統局取得聯系，被任命為閩南站臺灣挺進組組長，從此成為軍統在日本特高課的雙料特工。

林借助其職位的特殊性向軍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尤其是在對日經濟戰中，日本人每發現一種新的假鈔或者發明一種新的檢測手法，軍統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消息，迅速安排印刷廠做出相應調整。印制偽鈔這一特殊手段大大破壞和擾亂了日偽的金融穩定，同時換回了大量物質，更補充了軍統的經費。軍統各邊區站組的特務經費，賄賂漢奸的開支都從這批假幣中開銷。據統計截止到1944年3月，華中地區的假幣數額就在4000萬左右，每一千元的鈔票中就有一元是假幣。印刷假幣的工作直到1944年軍統對敵經濟作戰室關門才停止。

鐵血制裁

投敵賣國是為人所憎恨的行為，抗戰期間重慶方面對依附汪偽政權以及與日本合作的漢奸進行了嚴厲的制裁。暗殺行動對偽政府造成了極大的震動，同時也震懾了投敵賣國分子。軍統在上海曾策劃了多起對叛徒的刺殺行動，目標包括汪精衛、丁默邨、張嘯林等重要漢奸頭目。

1940年11月11日，上海灘各大報紙上爭相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傅筱庵家中被刺身亡，上海民眾無不為重慶方面的制裁行動拍手稱快。

傅筱庵，浙江寧波人，早年被盛宣懷夫人收為義子，盛在上海的產業由其全權辦理，靠著盛宣懷的勢力發跡于上海灘，曾任招商局總辦等職。北伐時期，他投靠孫傳芳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因參與鎮壓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幫助孫的部隊購買軍火對抗北伐軍，而被國民政府通緝。于是傅筱庵向日本大使館求援，最后搭乘日本商船逃往大連日租界，托日本人勢力保護。抗戰前傅派人向國民政府疏通，得到原諒得以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國通商銀行擔任總經理。抗戰爆發后，他因對國民黨成見太多而再次投靠日本人。1938年10月，傅筱庵正式就任偽上海市長，賣力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積極建立偽政權，鎮壓抗日活動，宣揚漢奸理論。

1939年8月，剛剛接任軍統上海特區區長的陳恭澍接到重慶方面密令，要求上海區不惜一切代價迅速處決傅筱庵，此后上海區不斷尋找機會下手。但傅老奸巨猾，防范很嚴，自從他擔任偽上海市長后，就將府邸從法租界霞飛路搬到虹口日占區的詳德路，并且防衛森嚴，外人根本無法接近。就在陳恭澍一籌莫展的時候，上海區的第二行動大隊向本部報告，在傅家找到一條內線。此人是傅家的老仆人，名叫朱升，為傅家兩代的“義仆”，二十年來他忠心耿耿地為傅家服務，照應傅的飲食起居，深得傅的信任。但此朱升卻是個有民族正義感的人，曾多次勸說傅辭去偽市長的職務，但傅不聽勸告依然我行我素，后在軍統策動下，朱升同意參加暗殺行動。1940年10月10日晚，傅筱庵坐裝甲汽車去參加日本人的宴會，散席后又到盛老三(盛宣懷的侄兒，當時亦投日)家里聽戲，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房門未關就倒頭大睡。朱升就趁此機會拿著菜刀走進傅的臥室，對著傅的喉部連砍三刀，這位不顧廉恥的偽上海市長未哼一聲就死去了。完成任務的朱升騎著自行車從容離開傅家，后朱升拿著軍統的獎勵金5萬元在重慶開了一個小型手工卷煙廠營生。此次重拳出擊使淪陷區的人民感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力量，沉重打擊了汪偽政府的威信，漢奸們也因此心驚膽戰。周佛海在這天他的日記中寫道：“五時為電話驚醒，士群報告上海市長傅筱庵為其跟隨十余年之仆從用刀刺死。人心難測，為之心寒。”無疑此事對這些叛國者來說是一個嚴厲的警告！

軍統上海區在抗戰期間表現活躍，先后除掉了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部長陳箓、上海聞人張嘯林、汪偽特工總部第一大隊長趙剛義、偽海員工會主任彭伯威、偽和平救國第四大隊長顧立峰等，刺殺日本人員亦有60多人，其中官階最高的就是公共租界警務處警務副總監。軍統對漢奸的捕殺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了民憤，使叛國者人人自危。同時特工們也利用日偽之間的矛盾，制造沖突，加劇矛盾，以達到鏟除叛徒的目的。抗戰后期，軍統局就利用汪偽內部派系斗爭的機會，將偽政權特工頭子李士群、吳四寶除掉。軍統的制裁行動不僅對投靠日偽者是一種嚴重警告，而且間接告訴敵人：中國雖失去了不少土地，但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也絕難得到安穩。話又說過來，這些鋤奸行動雖符合民族國家利益，但終歸是治標之策，無法根本杜絕漢奸的出現。暗殺活動也導致了日偽方面的報復，雙方刺殺事件不斷，使得上海灘流血恐怖事件不斷發生，民眾飽嘗了驚恐與傷亡。

軍統的存在是與蔣介石分不開的，戴笠和軍統完全是為國民黨的政權服務的，甚至可以說是為蔣介石個人獨裁服務的。戴笠曾經說過：“我們的工作看起來好像包羅萬象，五花八門，但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用兩句話來說明就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我們的一切的一切都以這兩句話為出發點，前者是革命精神，后者是革命技術……我們調查統計局的同志一定能做到這兩句話。”從上面戴笠的講話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戴笠和軍統的本質就是蔣介石的獨裁工具。在國共斗爭時期，軍統的任務是反共，它殘害了無數革命烈士和進步人士。在抗日戰爭時期，中日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軍統的暗殺等活動就帶有鮮明的抗日色彩。但是，不管軍統是抗日還是反共都出于蔣介石的個人利益，為的是肅清敵手，鞏固蔣介石的政權，這也是軍統的反動和陰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