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我國將在歷史上首次舉行國家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擴張，應該是從1874年對臺灣的侵略開始的，之后斷斷續續大約有70年，這70年間所有被日本帝國主義殺害的遇難同胞應該都在這個公祭的范圍之內。在我看來，以國家的名義紀念和悼念，目的不僅僅在于讓更多人記住這段慘痛的歷史，更要汲取歷史教訓并實現一種超越。我們正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世界傳遞中國人民牢記歷史、維護和平的堅定決心。

1937年，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南京被攻陷以后，遭遇了屠殺的浩劫。因此，南京大屠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南京地方上的事，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受難的象征，是國家不夠強大、受到外國欺辱的慘痛案例。可以明確下這樣一個定論，南京大屠殺屬于人類悲劇。中國的文化排斥悲劇文化，喜好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其實悲劇往往更能打動人，給人一種向上的力量。

南京大屠殺的亡靈數字驚人，有30多萬之巨。數字能說明一定的規模、一定的內容，每一個數字代表了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詩人葉慶瑞有這樣的兩句詩：“即使三十萬棵樹木砍伐，也是一個浩瀚的工程，即使三十萬顆石頭滾落，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山崩”;南京軍區作家徐志耕，在20多年前調查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是較早的文學讀本。該書中有這樣的比喻：“30萬人的鮮血大概有1200噸，30萬具尸體可以垛成2座37層高的金陵飯店，30萬具倒下的尸體頭尾相連，可以從南京到杭州一個來回。”用8個字可以大體形容南京大屠殺：“震驚中外、慘絕人寰”。

我多次見過日本右翼分子，也多次與他們進行過正面較量。最早是在1994年，我帶著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去日本，那是除東京審判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領土。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NHK電視臺等許多媒體的記者，一直跟著做了大量報道。記得在千葉縣的集會上，有一個老者站出來說：“朱先生，你大可不必到日本來給我們講南京大屠殺，因為南京大屠殺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他說：“我研究過歷史，那是你們中國人虛構的。”當時會場氣氛很緊張，我就與他辯駁，后來他灰溜溜地退場了。

1995年，我參加大阪枚方市集會，正好上映電影《南京大屠殺》，日本右翼分子用刀子把銀幕割破了，還在報紙上登了口號，說我如果在大阪講南京大屠殺的話，他們就要用刀子來捅我。結果，日本右翼分子開了36輛宣傳車，我講了多久，他們就在會場外轉了和亂嚷嚷了多久，當時新華社記者蘭紅光在現場拍了照片，發了篇題為《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的報道。

中國外交學會曾在北京組織了與30多個日本右翼分子的對話，我也參加了。他們提出：“我們計算過，死了那么多人，需要多少推土機、挖掘機來埋尸？‘百人斬’軍刀從物理性能上不可能連續砍殺100多人。”我回答說：“當時南京有沒有推土機、挖掘機我不知道，但專門用推土機、挖掘機去挖‘萬人坑’ 掩埋尸體，那絕對是你們日本人主觀上的想象。我們說的‘萬人坑’，就是水塘、水溝或者土坑。現在我們挖掘‘萬人坑’，認真進行考古鑒定和法醫鑒定等，對每一具遺骸是男性、女性，包括年齡等都進行了詳細考證，最小的年齡只有3歲，最大的有70多歲，每一具遺骸都留下了檔案。此外，大部分遇難者尸體被拋入了長江，根本用不著挖土坑來掩埋。還有‘百人斬’用刀，實際上是一個月的時間，從無錫橫林鎮開始比賽，然后到常州火車站，又到鎮江句容，最后到南京紫金山腳下，今天砍幾個人，明天又砍十幾個人，有什么不可能？你們為什么要假想為連續砍100多人呢？”

日本的民間人士也有許多堅持道歉、謝罪和懺悔的人。日本有個“銘心會”，每年8月15日都要來南京舉行反戰和平集會，“植樹訪華團”每年清明節前后要來南京植樹，用這種方式向南京人民謝罪。日本民間人士松崗環還幫助我們，在日本找到了150多個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的老兵。

即便歷史是一抹最凝重的黑色，也依然抵擋不了我們前行的力量。傳承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記住仇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是一種喚醒人類普遍良知的悲劇文化，今天我們發掘和利用這種特殊文化資源，并不是永遠沉浸在悲劇的痛苦之中，而是要從中汲取一種精神力量，這或許會永遠促進我們的文化自省和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