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諱砍頭，大刀隊偷襲敵營專砍敵人腦袋。于是，日本人在帽子后面設計了這個‘簾’，‘簾’里有幾根鋼棍，用于保護脖子，抵御刀砍。”對于日軍軍帽后的“簾”到底有無鋼棍，年代久遠已無法核實，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大刀隊對于敵人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這首威武雄壯的《大刀進行曲》，是抗日歌曲中頗為慷慨激昂的一首。事實上，這首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鼓舞作用的歌曲，是為在華北英勇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創作的。

在抗戰的歲月里，二十九軍大刀隊無人不知。“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東三省，并向關內進犯。1933年，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奉命率部在喜峰口一帶抗擊日軍。雖然相比日軍，二十九軍的武器裝備簡陋，但每個士兵都配有一把鋒利的大刀，練就一手高超的大刀術，揚長避短，攻其不備，夜襲敵營，掄起大刀向睡夢中的鬼子頭上砍去，從此，二十九軍的名字威震全國。

幾十年過去，當年大刀隊的年輕勇士大多已經作古，但人們仍能從《大刀進行曲》中體會他們帶給中國軍民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勇氣。在天津市檔案館中，收藏了幾張關于二十九軍的老照片，翻閱昔日的影像，重溫那段崢嶸歲月，這支英勇的部隊似乎正從我們眼前大步走過，還是那樣雄赳赳、氣昂昂，英勇無畏的氣勢讓人振奮不已。

二十九軍大刀隊的大刀鋒利無比，是因為當時百姓知道大刀隊要去前線殺敵，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藝人都精心為大刀隊磨刀，不要報酬

天津文史學者何德騫說，當年二十九軍大刀隊威震全國，他們為了使手中的大刀在實戰中更加便于格斗，將刀柄加長，而二十九軍大刀最令敵人望而生畏的是其刃鋒利無比，“這是因為當時百姓知道大刀隊要去前線殺敵，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藝人都精心為大刀隊磨刀，不要報酬。”

如今，雖然無法復原大刀隊奮勇殺敵的場景，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末，何德騫曾跟隨南開大學近代史專家張洪祥教授，于天津市內各地收集抗戰史資料。在采訪抗戰老兵的時候，他得知一件與大刀隊有關的事，“當年在中國北方作戰的日本軍人軍帽后面有個‘簾’，有人說那個‘簾’是看風向用的，而老兵說，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諱砍頭，大刀隊偷襲敵營專砍敵人腦袋。于是，日本人在帽子后面設計了這個‘簾’，‘簾’里有幾根鋼棍，用于保護脖子，抵御刀砍。”對于日軍軍帽后的“簾”到底有無鋼棍，年代久遠已無法核實，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大刀隊對于敵人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今天，雖然當初給日本軍人帶來極度恐懼的二十九軍的大刀已無處尋覓，但何德騫留存的兩件二十九軍官兵使用的老物件，讓我們得以一窺這支神勇之師的風姿。其中一件是二十九軍士官所系皮帶的帶扣。說到它的來歷，何德騫回憶說，他父親的摯友曾是負責二十九軍軍需的軍官，上世紀50年代末，那位軍官送了他這條皮帶，從那以后，這條皮帶伴隨著他度過了50余年的歲月，由于帶身糟朽，如今只剩下皮帶扣的部分。

說到二十九軍，不得不提軍長宋哲元，他的士兵作戰英勇無畏，與他平日注重激勵將士們的戰斗熱情分不開。在何德騫家中，有一本名為《孟子擇要》的小冊子，主要摘錄了《孟子》關于救民救世的內容。何德騫說，這本小冊子當年二十九軍將士人手一冊，平時就把它放在口袋里，戰斗間隙拿出來翻閱。這本小冊子的書頁用的是非常高級的道林紙，書的封面和書邊均使用燙金工藝，都是當年極為講究的裝幀工藝。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本小冊子的扉頁上赫然印著“為國家扶正氣，為民眾解痛苦”幾個字，全書序言為宋哲元親自編寫，提醒部下時時不忘身肩挽救民族危亡之大任，勉勵將士為國家英勇獻身。

老照片透露歷史細節，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迫于妥協退讓政策，面對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徑，處處受限，幾乎無能為力，最終成為富有悲情色彩的歷史人物

1935年，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任委員長，他和他的二十九軍在天津留下了不少故事。天津市檔案館留存的一組老照片，記錄了當年二十九軍的活動情況。其中有一張名為“二十九軍防御工事”的照片，何德騫指著照片中間位置兩個戴大檐帽、穿制服的軍人說，“雖然名為‘二十九軍防御工事’，但從服裝上辨認，這些人并非二十九軍士兵，和旁邊戴鋼盔的士兵一樣，這些人都是天津城內的保安隊隊員。”

何德騫說，保安隊屬于警察機關，那么1937年為什么是保安隊而非軍隊肩負起保衛城市的任務？對于這個問題，他解釋道，1933年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軍簽訂《塘沽協定》，1935年又簽訂《何梅協定》，這兩個協定實際上放棄了華北主權，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很大的隱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雖是當時華北地區的軍政“一把手”，但在妥協退讓的政策之下，面對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徑，處處受限，幾乎無能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隊來對付當時日本特務組成的擾亂社會秩序的‘便衣隊’，為了裝備保安隊，政府還湊了1500塊大洋購買了一批鋼盔。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著鋼盔而有的人卻沒有，這是因為后來保安隊人數擴充，政府卻沒有多余的鋼盔配給。可見，當時政府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何德騫說。

上世紀30年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宋哲元是在天津度過的。何德騫介紹，在那段日子里，宋哲元比較消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將，還要喝半斤老白干。”作為曾經為二十九軍將士題詞“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軍長，實際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氣，面對日寇的不斷進犯，立馬就會與其決一死戰，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動，他的內心十分糾結。無奈之下，宋哲元只好于1937年2月，借口回山東老家掃墓，暫時回避。可以說，身處險惡的政治環境，面臨民族大義與自身利益的抉擇，宋哲元成為一個富有悲情色彩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