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攻城拔寨”是歷來戰爭的直接目標和關鍵動機。隨著戰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為最大最重要的戰爭舞臺。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群雄并起，戰爭極其頻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諸侯國割據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體系，僅《春秋》、《左傳》、《國語》提及的城邑地名就達千余座。

據不完全統計，僅戰國時期較大規模作戰行動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關。根據《孫子·謀攻》中“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的說法推斷，在那個冷兵器的時代，攻城往往會伴隨著極高、極可怕的傷亡率。但這也同時說明當時的守城戰術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備和發達。因此，有兵圣之稱的孫子，也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誡道：“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對此，同時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觀點，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處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專門介紹了守城的裝備、戰術、要點，共二十篇。雖然目前僅存十一篇，可已經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冷兵器時代的城池防守之術。

從軍事博弈的發展脈絡看，歷代中原統治者，之所以都特別偏愛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礎上的“非攻”軍事防御手段，也許正是得益于筑城技術的高度發達和城防之術的極高效率。于是，專守待敵、后發制人的“筑城防御”軍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文明的走向。從秦始皇修筑萬里長城開始至今，無論是歷代對于長城防線的高度重視，還是今天我們依然用“鋼鐵長城”來形容我們的國防理念，都足以說明這種以城墻為基礎的戰略防御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是多么重要、多么深遠。

當然，這種“被動防御”的軍事思想形成，除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還與中原民族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特征是分不開的。中原民族的農耕經濟，自然離不開長江、黃河廣大流域的沃土滋養，中原民族已經習慣了定居的安樂和富足，自然不會，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樣游擊爭斗。而平原之上，無險可守，要守衛自己的領土，保護自己的家園，特別是針對游牧騎兵部隊騷擾的最好辦法，自然是建造堅固的城墻堡壘。

同時，高大的城墻還能提供防洪水、防強盜、防猛獸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為固”的中國，也因此能夠在四四方方的城墻庇護下，碼著四四方方的文字，邁著四四方方的腳步，從容又體面地延續著一種輝煌而偉大的黃色文明。

中國人對于城池的偏愛，除卻以上諸多因素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經濟繁榮和文明發達的多重基礎上。換句話說，筑城的底氣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們喜歡用“固若金湯”來形容防守，或者愛唱“萬里長城永不倒”一樣，這些都是這種民族集體自豪心理的微妙寫照。

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城池的建筑還是防護，都是高技術、高投入的產物，不是誰都能修得起，更談不上修得足夠好。而要消解來勢洶洶的侵犯之敵，除卻厚厚的城墻外，有著高度文明和發達經濟的守城一方，自然擁有更多“后發制人”的技術法寶。

今天，當我們從“術”的角度，細細梳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的“守城”技術、理念和經驗等古代軍事文化遺產，在重新認知這些繁雜的機關、精妙的設計、豐富的戰術時，除卻折服古人的無窮智慧外，在那遙遠時空里，也許還會隱隱約約聽到祖先的一聲幽嘆。

戰爭是殘酷的，所以墨子主張兼愛、非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或許就是古人淳樸意識的反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