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之時國力中強日弱，軍力中弱日強，中國之弱不在武器，而是在組織制度、官兵素質和對近代戰爭規律缺乏了解上。國情中劣日優，日本準備充分，中國倉促應戰;日本政權穩固，中國政權動搖;日本民族統一，中國一盤散沙。由于軍力和國情因素，導致日勝中敗。

古往今來的戰爭史上，不乏以極少勝極多、以極弱勝極強的戰例，但更多的是戰爭雙方實力及各種條件的較量。1938年，當抗日戰爭爆發還不到一年的時候，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斷言，這場戰爭中國不會速勝，也不會滅亡，而是一場持久戰，最后的勝利屬于中華民族。后來的戰爭進程證明毛澤東的判斷完全正確。毛澤東據以分析的，有雙方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有中日兩國國情的對比，有國際關系的影響等等，總之是雙方實力及各種條件。毛澤東就是從這些條件的對比，得出持久戰的結論，他的分析方法，對我們研究甲午戰爭是很好的啟示。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首先是軍力的競賽。軍隊是戰爭的基本工具，我們不能不首先比較雙方的軍事實力。

1893年，日本陸軍有7個師團，將近7萬人。甲午戰爭中，日本動員了預備役，總共動員的兵力為24萬人，另有伕役15萬多。派到中國和朝鮮作戰的兵力是17萬多。

軍隊方面，中國軍隊名目復雜，很難找到確切的統計，但總數應有100余萬。舊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有作戰能力的只占軍隊總數的1/3。日本參謀本部曾估計中國軍隊的有效實力是35萬人。甲午戰后的1898年，兵部和戶部曾統計各省練軍防軍為36萬人。就數量而言，中國軍隊顯然占優勢，但是軍隊的戰斗力并不單由數量決定，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后軍隊的戰斗力。裝備、編制、訓練、官兵素質和教育程度、士氣、戰略戰術等方面影響更大。

裝備方面，大體上是日軍優于中軍，但并不是象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相差懸殊。一方面，日軍的裝備還遠遠比不上西方列強;另一方面，中國在30年的洋務新政中武器裝備也有很大改進。中國陸軍武器裝備的最大弱點是武器的種類、規格過于混雜，給后勤供應和實戰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其他方面，中國軍隊確實較日軍相差甚遠。甲午戰爭時，日本軍事制度、組織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國軍隊卻沿用原湘軍的營制，兵種單一，這種編制適合于雙方都沒有多少新武器的湘軍對太平軍的作戰，但用在對外戰爭上，指揮不靈、配合不好的弱點就充分暴露出來，與日軍的師團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軍隊沒有嚴密的指揮系統，沒有司令部，沒有參謀官，戰斗部署只憑最高指揮官一拍腦袋。諸軍平時各駐一地，互不隸屬，缺乏訓練，也從未配合進行軍事演習。日本人事后總結：“清軍指揮錯亂，其齟齬沖突百出，而內部相摩擦，結局減弱對敵之戰斗力幾何，未可知也。”

軍人教育水平方面，中日軍人教育水平相差懸殊。日本陸軍高級軍官有一半或進過本國軍事學校、或到西歐學過軍事、或到歐洲考察過軍事。而中國陸軍高級將領沒有一個進過新軍事學校，他們大多是行伍出身的舊式武夫。中國武備學堂雖也培養出一些學生，卻沒有給他們指揮軍隊之權。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國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戰爭不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戰略戰術，需要懂得近代戰爭的規律，而近代戰爭的知識要有知識的人并且要專門研究才能掌握。清軍戰術上策略上屢屢失誤，決非偶然，是因為中國軍官不懂近代戰爭，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海軍軍力方面，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37艘，總噸位59000余噸;北洋海軍有軍艦22艘，魚雷艇12艘，總噸位41200噸;另外北洋戰艦的功率、航速、艦齡、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遠、鎮遠兩鐵甲艦可對日軍造成較大威脅。海軍的編制、軍官教育程度比陸軍較為近代化，與日本差別不大，但與日本相比，尚有幾個不可忽視的弱點。

其一，是海軍首腦部門的缺陷。雖然1885年成立了海軍衙門，但該衙門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鴻章、善慶、曾紀澤都另有要職，無一人為海軍衙門專官，海軍衙門幾乎等于空設。不僅如此，海軍大臣中無一人出身海軍或受過海軍訓練，擔任北洋水師提督的丁汝昌也沒有受過海軍專門訓練。在這種情況下，實在難以制定正確的戰略，也難以與陸軍協同作戰。

其二，海軍不統一。北洋海軍實力雖已遜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廣東的幾艘能勝任海上作戰的艦只，實力便可與日本海軍接近。但海軍未形成統一指揮，互不統屬，結果力量分散。黃海海戰后，李鴻章試圖調南洋艦來加強力量，但沒有成功。威海海軍投降時，還發生了降將牛昶昞要求返還原屬廣東的廣丙艦的笑話。

其三，正是由于首腦部門的缺陷，使中國海軍缺乏明確、周密的計劃與戰略，缺乏爭奪制海權意識。事實上采用的是守勢戰略消極防御戰略。日本則在開戰前就按海軍勝利、僵持和失敗三種情況制定陸海軍作戰戰略，明確爭奪制海權。因此中國海軍處處被動。

人、武器、組織制度是軍隊戰斗力的三個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軍事技術，而忽視了制度和人的改變，這成為清軍的基本弱點。

中國軍隊不是真正的國防軍，長期以來，它的作用是對內的而不是對外的。雖然自洋務新政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不是根本改變。當現實需要它轉而對外──防御侵略時，就遠遠不能得心應手。軍隊的許多問題，都與它的職能有關。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評論：“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魯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它不過是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它完全沒有近代戰爭所必須的給養、運輸機構和兵站設備。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個地方，并且機動能力太低，部隊轉移時總是發生很大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可能進行運動戰，退守防衛就成了它作戰的中心。”李鴻章的美國顧問畢德格也曾談論：“中國素不以與外國戰爭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并無調度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制，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此中、東所以異也。”

中日軍隊的差異，經過甲午一役，中國也有不少官員看出來了。李鴻章在談判桌上就說，日本的勝利“證明歐洲式之陸海軍組織及作戰方法，并非白種之民所獨擅，黃種之民亦可應用并取得成功”。袁世凱說：“此次兵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其尤患者，在于軍制冗雜，事權分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張之洞說：“德國陸軍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

總之，軍力是中弱日強，中國之弱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組織制度、官兵素質、士氣和對近代戰爭規律缺乏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