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搞”的發展史
無論惡搞還是搞怪，都具有娛樂性和草根性的兩大標簽，增強了一直以嚴肅著稱的中國人的娛樂意識，隨著幽默尺度的不斷打開，也見證了社會文化的寬容。
“惡搞”在中國的發展其實沒有多久。撇開周星馳、劉鎮偉等導演的惡搞影片不算，真正的“平民狂歡”活動大概開始于“小胖系列”與“猥瑣男系列”的風行。這發生在新世紀開端，PS流行的時代。
廣西南寧一個胖乎乎的中學生，不經意的側目一瞥，流露出一種輕蔑的神態。這一幕無意中被人拍了下來，并被傳到網上。結果他的頭像被世界各地的好事者安插在各種各樣的圖片，包括《泰坦尼克號》《魔戒》《兄弟連》《勇敢的心》等大片的海報上，很快成了網絡社區中的第一圖片明星。相比小胖，“猥瑣男”更加不幸。大約在2002年，一幅并不怎么雅觀的圖片出現在網上，因畫面男主人公笑容、動作“猥瑣”而慘遭“毒手”，其形象被嫁接成無數的系列及版本，其人瞬時被成為調戲婦女的變態死流氓代表形象。
惡搞從此為更多人“喜聞樂見”。PS時代之后，網民們毫不遲疑進入Flash時代。從《大話三國》到《大學自習室》，Flash動畫以更加形象的與更加調侃的方式廣為流傳。它因為技術相對簡單、想象豐富而被青睞，近《我不想說我是雞》以非典時期的小雞口吻自述其悲慘經歷贏得高關注度。
視頻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時期開始發展，央視工作人員制作的《大史記》三部曲曾在網上博取了高點擊率，但真正的高潮還未開始，“真人時代”的熱浪已經到來。
“芙蓉姐姐”毫無疑問是這一時期的最佳主角，毫無理由的自戀與自夸成了理由充分的KUSO新元素，把無聊的事當作正經事來做也是KUSO應該奉行的旨意，她的標準“S”型身材與經典語錄引得無數人噴飯不已，又帶動了“石榴哥哥”“猴子妹妹”“于竄紅”等一大批明顯模仿“芙蓉姐姐”的網絡惡搞人士出現。
如果說，以上這些還屬于小部分人沒事偷著樂的行為，那么2006年，惡搞則進入了“集體狂歡”的黃金時期。
先是 “饅頭血案”掀起了惡搞的高潮，胡戈毫無爭議的稱為惡搞文化的領軍人物。此后，顛覆經典電影來諷刺現實，似乎成了惡搞的不二法寶。各種惡搞短片如雨后春筍相繼冒出，比較知名的有《中國隊勇奪世界杯》《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等作品，但后者對紅色經典的嘲弄被認為是惡搞“規范化”的原因。
“惡搞文化”越來越烈，連商家也在這里嗅到金錢的味道，參與到這一狂歡活動中。典型的代表是2006年夏天的“解說門”事件，黃健翔解說一度成了網上最火的彩鈴，下載量創造了近百萬元收益。
惡搞是一種重新拆解，解構以前的意義，提供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事件本身。搞怪是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從未有過才會被人認為怪，需要具有打破傳統，向保守挑戰的勇氣。兩者的不同在中國現今的語境里或許在于前者更多的是基于別人的作品上進行原意的改編，后者基本都是處于原創。
“惡搞”要注意尺度
第一，要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特別是要加強對《知識產權法》的學習，要懂得尊重知識成果。
第二，媒體要起正確的引導作用。當前媒體喜歡炒作，同時個別媒體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缺乏社會責任感。如果過分炒作某些作品中的劣質成分，勢必會引起不良的社會影響。如果媒體作用得當，那么“惡搞”也許會像“涂鴉”一樣發展成有藝術含量的行為。
第三，要特別注意商業對“惡搞”文化的介入。“惡搞”制作有商業的支持會更精良，傳播也會更廣，商業有了“惡搞”成分也越吸引眼球。它們之間存在著經濟利益的聯系。如何讓“惡搞”和商業和諧發展是個難題。
“惡搞”要有底線
“惡搞”完全以顛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無厘頭表達來解構所謂“正常”。“惡搞”作品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時尚”，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
“惡搞”是要有底線的，而這個底線就是道德和法律，比如不能進行人身攻擊、不能擾亂政治秩序，一旦“惡搞”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惡”，那必定會失去“惡搞”本身的市場，造成是非不明、榮辱顛倒、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甚至給人造成精神上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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