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以中亞細亞各民族為主要族源，并以移民遷徙方式和商業交流活動在中國境內逐漸形成的一個統一的、保持伊斯蘭文化傳統的民族共同體。回族族體的最早來源可追溯到公元7世紀(唐宋時期)來華經商留居的穆斯林“蕃客”后裔;回族主要來源是公元13世紀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時期以各種身份從波斯、中亞細亞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簽發或自愿東來的各族穆斯林(他們首先成為元朝社會地位較高的色目人之主要組成部分，人數達到數十萬);回回民族在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分別吸收了所在地區的漢、維吾爾、蒙古等民族的部分成員。

從唐至元末，是回回先民逐步增量移入中國并形成為民族的時期。回回人在13世紀初就與大漠南北的蒙古人有交往，1203年鐵木真遭襲潰退至班朱尼河飲水盟誓者19人中有回回3人，是建立蒙古汗國的功臣。在元代，回族(元代官方“回回”一詞主要被用來指從中亞、西亞、阿拉伯地區東來的各族穆斯林)被蒙古統治者劃入色目人范圍(色目人：元朝統治者對西域包括歐洲各族人及西夏人的總稱)，輔助治理國家，社會地位較高，先后有26人任中書省宰相，在行中書省任省臣者有61人次，從而奠定了回回民族形成的有利條件。

他們重修了廣州、泉州、揚州、長安等地早在唐宋時期就建立起來的清真寺，又在各個散布地區建立了各種規模的清真寺，并圍寺而居，形成一個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寺坊”社區。在元朝這種東方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內，通過回回商人經商、官宦流任、宗教職業者傳教等自由往來方式，將這些“大分散”于各地的寺坊，串連成有密切聯系的共同區域;回回人在與漢民族的長期生產、生活交往中，逐步以漢語言為交際工具;并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與手工業，善于經商的共同經濟特點。

雖遠離西域，但他們入籍“東土”，總體社會地位高于漢人又低于蒙古人的共同境遇，最終促成了他們在伊斯蘭教的信仰和文化的紐帶聯結下聚合為一個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群體，伊斯蘭文化成為回族的主流文化。回回人還在不背離基本信仰的原則下，吸收、融會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有關內容。

明清兩代，是回族遭遇磨難與形成主要聚居區的特殊時期。明朝及清代前期，官方大致以“回回教”統稱今回、維吾爾、東鄉、撒拉等民族。明初官方曾禁胡語、胡姓、胡服、胡飾，不許本類自相嫁娶等。 在西北地區，繼元代安西王阿南達(一寫阿難答)“所部十五萬眾”皈信伊斯蘭教融入回族后，明代不斷有從西域遷徙而來的“歸附回回”被安置在陜甘、新疆各地，拓荒種地，至明末清初，“寧夏至平涼千余里，盡系回莊”(乾隆四十五年陜西巡撫畢沅奏折)。此時寧夏境內回族所居連片地區已有“平羅三十八堡、金靈五百余寨”。在云南、華北各地、運河兩岸，也正式形成許多回回聚居區。

同時，隨著漢語化的過程，回族失去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及突厥語，回族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的傳承一度出現了危機。于是，回族宗教界人士以陜西胡登洲為代表起而創辦經堂教育，以王岱輿等為代表興起漢文伊斯蘭教著作的編譯運動，力圖拯救。從而使回族的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但隨之由于清朝在法律、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對回族的嚴格限制與歧視、迫害，遏制了回族的發展。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加劇和國內封建主義的嚴重壓迫，清朝政府先后在回族內外挑起多起宗教糾紛與回漢仇殺事件，從而激起蘇四十三起義、田五起義、云南回民起義、貴州回民起義、陜西回民起義、寧靈回民起義、河州回民起義、西寧回民起義、河湟回民起義等。

20世紀初，在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遭遇與共同的斗爭中，回族人民在對民族與國家的關系日益明確;對中華民族的相互依存關系有了新認識;對民族與宗教的關系、民族發展與教育普及的關系以及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關系進行了反思，從而引發了一場回族新文化運動，一直持續到40年代末。回族改革人士和知識分子還提出各民族化除畛域，“各信各教，各享自由”，主張民族團結的觀點，并倡導回族內部進行宗教改良，發展民族教育，這些思想為后來回族各界投入抗日愛國斗爭做了思想理論準備。在近現代回族新文化運動中，回族教育歷經艱辛，獲得空前發展。

從唐代回回先民到新中國成立前，回族經濟一直處在封建經濟發展階段。回族分布的廣泛性，決定了回族社會經濟生活的多樣性，回族社會經濟類型，既有農業經濟，又有商業經濟，還有畜牧業經濟。商業經濟在歷史上是回族社會的最具特色的傳統經濟。元代以后，回族經濟的主要形態是農業經濟，而以農業為主又兼營畜牧業、家庭手工業與商業，在歷史上一直是回族家庭經濟的重要特色。

由于回族是以外來人口為主體，以遷徙方式在中國大地上分散居住而形成的民族，初始時期占有土地多為當時的荒漠曠土，回族農民往往能以勤苦耐勞的精神把這種土地開發為沃土，進行農業耕作。各地回族農民還為彌補農業收入的不足，利用耕余、農閑時間兼營畜牧業或屠宰、制革、榨油、運輸等家庭副業，這是回族農業經濟的突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