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基本上統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發展，與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聯系日趨頻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于是創制滿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欲以蒙古字編成國書”，命令精通語言文字的官員額爾德尼和噶蓋創制滿文。額爾德尼和噶蓋推辭說：“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努爾哈赤說：“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見二人仍然面有難色，不得要領，努爾哈赤接著又說：“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阿瑪，父親)？額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額默乎(額默，母親)？吾意決矣，爾等斌寫，可也。”

于是，額爾德尼和噶蓋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礎上，遵照努爾哈赤創制滿文的基本原則，即參照蒙古字母，協合滿族語音，創制了無圈點的滿文，史稱“老滿文”。老滿文誕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記錄，存在諸多弊病，有時候寫一個詞，有幾種讀法，因讀法不同，詞義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難更大。

于是，達海奉命改革老滿文，老滿文的改革時間是滿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載有四個時間：天聰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聰六年三月、天聰三年、天命年間。史載不一，莫衷一是。天聰六年，皇太極命令達海等將滿文加以圈點，以做區別。達海遵旨改造滿文，經過改造的滿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

改進后的新滿文，其推廣使用也經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是在女真最高統治者的決策和指導下完成的。從現存的滿文檔案看，新滿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滿文兼用的情況。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檔案中才完全用新滿文書寫。新滿文的推廣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時間，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目前，在數千萬滿族人口中，會說滿語的不足百人，多集中在黑龍江沿岸一帶，其中又以年逾古稀的老人居多。若不及時采取搶救性措施，不用十年，滿語口語就將隨著這些老人在歷史上消失。而懂滿文者，全國亦不過20人左右，這些人目前分布在北京、沈陽及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