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百歲老人講人生，那種時代的激蕩和個人生涯的風云際會將會怎樣地讓人感慨？更何況她是位活在時代潮頭、激流中心的女人，她的那些別樣精彩讓人喝彩。顧嚴幼韻109歲了，在美國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近日，由她口述、她的大女兒整理的《一百零九個春天 我的故事》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09歲！她的二女兒楊雪蘭女士說：“前些天母親節，我帶她去過節，她吃了小籠包、奶油蛋糕、北京烤鴨。我來北京離開前還給她買了麥當勞的漢堡。”老人說：“每天都是好日子”。著名作家何建明說：“只有‘每天都是好日子’這樣有信仰的人才能活到109歲，而且還有更長的生命。”

每天一身新衣服的上海名媛

青少年時期的嚴幼韻沒有一件衣服穿過第二次，每天都有新衣服，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她們家是何等有錢。

她的祖父嚴信厚是李鴻章的幕僚，掌管長蘆鹽業并擔任海關稅務司，后來成為東南部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嚴家在上海宅邸的院墻綿延靜安寺一帶的半個街區和地豐路的整個街區，三層樓里住著80多口人。

嚴幼韻是復旦大學第一屆的女生，開著車牌號“84”的別克私家車上學，被稱為“84號小姐”，男生們用上海話稱84號小姐為“愛的福”，當時復旦的男生們為了能看看“84號小姐”常常是絞盡腦汁。楊雪蘭八十年代初回上海時去拜訪一位姑父的老朋友。當時上海的弄堂里昏暗破舊，老先生的家很熱很亂，但當他聽到雪蘭母親的名字—嚴幼韻時，老先生渾濁的眼睛在昏暗的弄堂里放著光。“你母親當年可是全上海大學生的偶像。我們天天站在大學門口，就為了看‘84號’一眼。看到的話會興奮一天！”老先生在破破爛爛的房間里，穿著背心短褲，扇著扇子說。

嚴幼韻嫁給了上海的青年才俊、外交官楊光泩，當時他們婚禮轟動了整個上海灘。1932年，嚴幼韻被正式引見給顧維鈞—中國駐法國公使。其實，嚴幼韻十幾歲在天津讀中學的時候就在派對上見過他，不過由于年齡的關系，她對顧沒什么興趣。即使1932年正式結識，她也沒想到他會成為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陪伴她的時間甚至超過了自己摯愛的光泩。1938年，楊光泩被財政部長孔祥熙邀請擔任駐菲律賓總領事。次年，幼韻帶著三個女兒蕾孟、雪蘭和茜恩到菲律賓與楊光泩團聚。

丈夫在菲律賓被日寇殺害

婚后嚴幼韻過著幸福的生活，童話破滅在1941年日本入侵菲律賓。

日本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便開始轟炸馬尼拉。麥克阿瑟將軍曾勸楊光泩一家同他一起前往美國，但他說留在菲律賓是他的職責。1942年1月4日，日軍帶走了楊光泩和其他七位領事官員。

此后，嚴幼韻和孩子們曾被允許探望過幾次，但不久楊光泩和其他七位外交官就失蹤了，嚴幼韻一直在打聽他們的下落，甚至帶著孩子去拜會過駐馬尼拉的日軍高級將領，卻一無所獲。直到戰爭結束，嚴幼韻才獲得他們犧牲的確切消息。楊光泩拒絕了日軍要求其從華僑中募捐的要求，惱羞成怒的日軍無視《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外交人員豁免權，于1942年4月17日，殺害了楊光泩他們八名外交官員。戰后，菲律賓華僑修建了中國官員紀念碑，并用楊光泩的名字命名通往紀念碑的路和馬尼拉一所小學。南京政府也為他們修建了公墓，現在它們已經成為一個公園的一部分。

丈夫失蹤后，其他中國外交官的家眷陸續投奔而來，26個人一起度過了戰時的四年。

嚴幼韻承擔了所有人的生活，吃飯、穿衣……中國政府提供的薪水很微薄，房客們也從未提出分擔費用，完全靠幼韻的積蓄和上海家中輾轉帶來的錢生活。在這艱苦的生活中，嚴幼韻拿到了楊光泩的眼鏡、手表和一綹頭發，盡管她意識到丈夫已經不在人世，但她從不把痛苦寫在臉上，因為有二十幾口人在靠著她生活。

陪顧維鈞度過幸福晚年

為了女兒，戰爭結束后，嚴幼韻帶著女兒們移民美國，開始了她人生第一份工作—聯合國的首批禮賓官。

到美國后，嚴幼韻得到了顧維鈞的支持。1956年，顧維鈞卸任駐美大使一職，并與分居二十年之久的夫人黃慧蘭正式離婚。1959年9月3日，顧維鈞和嚴幼韻終于在墨西哥城結婚。嚴幼韻從聯合國退休，赴荷蘭陪伴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的顧維鈞，開啟了一段新的異國之旅。

因為嚴幼韻，顧維鈞擁有了一個被家人圍繞的溫馨晚年。嚴幼韻用自己的愛心將楊家和顧家的人聯系在了一起，她現在也是一個有100多人的大家族的老祖母。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平靜地離去了。嚴幼韻為他營造了25年的幸福生活。

書摘

與維鈞在一起

從海牙返回紐約一年之后，維鈞和我搬到了公園大道1185號的一棟公寓，現在我依然住在這里。經歷了每隔數年就要搬遷一次的生活后終于能夠安定下來了，我們都很高興。

維鈞是個生活很規律的人，回到紐約后也一直保持著多年來的習慣。起床后先喝一杯熱檸檬水，然后做運動，有條不紊地鍛煉手臂、腿和背部。自從在韋爾小鎮滑雪摔傷肩膀之后，醫生一直懷疑維鈞是否能夠完全復原。維鈞采納了醫生推薦的一種新型鍛煉方法，用手指沿著門逐步上行，最終他的手臂可以完全伸開了。直到今天我的門上還留有他的手指留下的印記。

維鈞在用餐的時候會在餐廳的電視機上觀看錄制的一部中國電影《香妃》。長長的故事結束之后，維鈞便從頭再看。

下午三四點的時候，他會喝點湯，吃點餅干或者面包，然后睡一覺。醒來后出去散步，三四公里。維鈞喜歡在中央公園散步，但是他遭遇兩次搶劫之后我便堅持讓他在公園外的人行道上散步。

晚餐時不管是否有客人，維鈞通常都吃得很少，每樣東西只吃一點。晚上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我們回到各自臥室。

我會在他房間里放一杯阿華田和一些餅干或小甜餅，并開著走廊的燈以示提醒。維鈞三四點鐘醒來看到燈光便會記起要用點心，他邊讀書邊吃東西，大約一個小時后熄滅燈。我半夜醒來的時候就會知道他已經用過了點心。

我一直很喜歡舉辦或者參加大型派對，我為維鈞也舉辦過多次。維鈞的生日是我們的年度盛事。

1985年11月14日，維鈞平靜地離去了。那是深夜，維鈞邊在我的浴缸里洗澡，邊和我討論第二天邀請哪些客人來打麻將。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沒有聽到回答，走進浴室發現他蜷縮在浴墊上，好像睡熟了。

我的生活一直以維鈞為中心，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悲傷、空虛。不過，想到在二十五年多的婚姻里我為維鈞營造的幸福生活，又感到少許寬慰。

顧維鈞

著名外交家，曾任外交總長、代理總理。1919年被任命為巴黎和會代表，拒絕了日本關于承繼德國在山東強占租界的無理要求。和會不肯把租界歸還中國，顧維鈞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是中國第一次對西方列強說“不”。1956年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后當選國際法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