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死要面子斷送江山，崇禎十五年，大明王朝已經到了大夏傾覆之際，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皇太極表示愿議和通好，可是事情發展的結果卻并未讓明王朝的命運得以改寫，這個死要面子的崇禎皇帝就這樣斷送了唯一一次可以翻身的機會，更斷送了自己的性命和江山。

話說皇太極與崇禎皇帝議和之事被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書童誤傳了出去，眾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私定議和條款。迫于壓力，崇禎皇帝將責任全部推給陳新甲，責令其悔過，后又將其處死。直到亡國的最后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已經于事無補、無法挽回敗局了。

其實，明朝在與后金的軍事對峙中，不是沒有看到議和的好處，也曾多次主動議和，但又多次破壞議和，以至于不可收拾。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局，也是多種因素匯集的必然歸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大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朝野上下一直堅定地認為后金是國賊兇寇，必欲翦除、掃蕩之，議和者被斥為是“頓忘國賊”，“損威辱國”，“詛師養寇”的禍胎，將“釀無窮之釁”。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袁崇煥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錢龍錫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陳新甲與清議和之事暴露后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

其次，明朝的政治家們在議和問題上大都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們以為議和是明朝對后金的施舍和恩賜，對方必須就范，始終放不下天朝大國那種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架子。明朝首次與后金議和時，袁崇煥對后金使者的“恭敬和順，三步一叩，如遼東受賞時，并書封稱大人”，很是欣賞、陶醉，進而錯誤地認為這是皇太極兵力不濟，乞求休戰的表現，并想趁機“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再次，明朝皇帝對議和曖昧遲疑、出爾反爾。天啟皇帝曾贊揚袁崇煥“戰守可恃，操縱合宜，深慰朕懷”，當袁崇煥被攻訐去職后卻說：“袁崇煥談款一節，所誤不小。”崇禎帝則更為惡劣，他最初譴責“袁崇煥托付不效，專事欺隱”，繼而信其“引敵脅和”，加罪名處以極刑之后，又“以復仇為志”，一味地反對與后金議和，并嚴禁臣子與后金的一切往來。

所以，盡管陳新甲與清的議和，完全是在崇禎帝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但議和之事泄露后，崇禎帝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馬上換了一副面孔，以陳“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將其誅殺。面子雖然保全了，但明、清議和的大門又一次關上了。而這扇大門另一邊的皇太極，對議和還是抱有誠意的，他甚至已經初步劃定了兩國的邊境線。

崇禎皇帝死要面子斷送江山，如果崇禎堅定自己的立場能夠與皇太極談一次有成效的議和，這無疑是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卻因為崇禎皇帝死要面子而草草收場。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沒有如果，更不會重來，明朝的皇帝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他將為自己的出爾反爾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