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認為，明太祖馬上得天下，猛將如云，謀士如雨，南征北戰，都是能撐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孫都溫順柔弱，他擔心一旦他百年歸山，他的子孫無法控制局面。

據史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不以為然，曾多次勸諫。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條扔在地上，叫朱標撿起來，朱標左觀右看，無處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說：“這根荊棘條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將那些尖刺削光磨平，豈不是很好拿了嗎？——現在我所殺的，都是將來有可能威脅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見，他的濫殺功臣，是在為大明王朝消除隱患，以確保他子孫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認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跡江湖，深知貪官污吏強取豪奪之惡，草民深受欺凌投告無門之苦。他仇視權貴，仇視壓迫，仇視陰謀，他想建立一個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樂業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戰亂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會同楊憲、劉基等二十人負責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逐條審議，然后頒布執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書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總計六百零六條，頒布執行。

他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嚴厲的君主，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還是戰爭時期，糧食緊張，朱元璋曾嚴令禁酒。大將胡大海的兒子犯酒禁，當斬。都事王愷進言：胡大海正在前線拼殺，可饒。朱元璋大怒道：“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說罷，竟自己抽刀把他殺了。這與他冷冷地對胡惟庸說“殺人償命”，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勛舊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來的，他們和朱元璋共過生死患難，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那些法令條文是管束小民的，與他們毫不相干。他們驕恣橫暴，為所欲為。史載：洪武三年，“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洪武四年，“時諸勛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專門鑄造了申戒公侯的鐵榜，規定公侯人家倚勢凌人、奪侵田產財物，和私托門下、隱蔽差徭的，都處斬罪。

但他們在鐵榜之后，仍不收斂。如藍玉，蓄莊奴假子數千，魚肉鄉里，嘗占東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審，藍玉竟一頓亂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販購云南私鹽，阻壞鹽法。又如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殺男女五人。周德興(與朱元璋同村)營宅第逾制，趙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以猛、以嚴治國，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針，這些人觸犯法令，實是罪有應得，根本不存在嗜殺或濫殺的問題。

還有人認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沖擊，地位的卑下、處境的惡劣、戰斗的艱苦、犧牲的慘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創傷。一旦黃袍加身，過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夢之感。他常常幻想這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唯恐得而復失。自卑、恐懼、危機意識糾結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種變態的被害妄想。

他是一種偏執型的人格障礙者，時時犯疑心病，到處安插耳目，遍布特務網，到頭來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寧。在日益加劇的恐懼感的追迫下，經歷了長期戰爭歲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傾向于一種較為徹底的解決辦法——從肉體上消滅他想象中的潛在對手，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獄，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進行屠殺。梟示、凌遲、剝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腸、黥刺、剕、劓、閹割、挑膝蓋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從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選擇上看，他早已墮落成樂于用他人血污來填補自己精神空虛的虐殺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類型》一文中指出，這一類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毀滅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懼，被害妄想，終日追蹤著朱元璋，折磨著他，直到他生命的終結。(《細說大明王朝36大懸案》，向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