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關系之“和諧和美妙”(相對的)，為歷代有識之士贊不絕口，被視為封建社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關系的典范。作為接任者，劉禪能從父親那里完整地承續到這種“和諧和美妙”的君臣關系，且把這種關系發展成了“黃金搭檔”，都充分說明了劉禪的大氣。

史載：劉備生前，諸葛亮曾感嘆劉禪“非常聰明，超過人們的期望”。劉備也謙虛地說“審能如此，吾復何憂！”諸葛亮在《與杜微書》中評價劉禪說：“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晉書.李密傳》載，李密認為劉禪作為國君，可與春秋首霸齊桓公相比，齊桓公得管仲而成霸業，劉禪得諸葛亮而與強魏抗衡。對于劉禪不戰而降，王隱在《蜀記》中講：劉禪之所以寧背罵名而不作辯解，乃“全國為上之策”。像劉禪這樣注重國人現實利益的政治家，與“打腫臉沖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語。

莎士比亞說過：“裝傻裝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須窺伺被他所取笑的人們的心情，了解他們的身份，還得看準了時機;然后像窺伺著眼前每一只鳥雀的野鷹一樣，每個機會都不放松。這是一種和聰明人的藝術一樣艱難的工作。”劉禪亡國之后，作為亡國之君，不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對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響晉國對蜀地百姓政策的寬松。所以，劉禪必須裝憨賣傻，處處隱藏自己才能，才能瞞天過海，養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潛藏著過人的狡詐和機智。周壽昌的《三國志集解》評價阿斗說：“恐傳聞失實，不則養晦以自全耳。”所以說，后主劉禪不失為“通明智達”的一代君主。

小時侯，我老子教育我時，可我總是一個耳朵聽，一個耳朵冒，聽到不順耳的地方，還想頂上兩句。我的小兒子更是門里出身，我的每一句話，兒子不僅不聽，而且認為句句多余。一次，我說多了，兒子氣憤地說：“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帳！”我之所以如此羅嗦，就是為了說明：人和人其實很難長期相處，父子尚且不行，又何況君臣關系呢？劉備臨終前特意叮囑：“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而事實上，對于事無巨細，大權獨攬的諸葛亮，劉禪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謙讓，“以父事之”。按照常規，諸葛亮本應還政與劉禪。北伐前夕，諸葛亮依舊把22歲的劉禪當作孩子，特派心腹“監管”，“后主益嚴憚之”。不僅如此，還在《前出師表》中，透露出對劉禪的種種不滿，象對待孩子一樣提耳面教劉禪的“親閑臣，遠小人”，而青年天子劉禪從大局考慮，委曲求全。

諸葛亮的違背了先主輔政的囑托，進而代政，并長期大軍在外，犯了君臣大忌。盡管劉禪與諸葛亮君臣之間也存在著些許不諧，而劉禪也是為大局著想，克制自己。諸葛亮用人失誤后很內疚，后主安慰說：“勝負兵家常事。”諸葛亮自貶三級后不久，為了不影響諸葛亮的權威，等諸葛亮打了勝仗后，劉禪及時恢復諸葛亮的職務。諸葛亮死的消息傳來，劉禪連日傷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龍床之上。當靈柩運回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諸葛專權對后主很有刺激。在諸葛亮死后，劉禪反對為其立廟。但在眾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沒有固執己見。盡管如此，劉禪還是沒有丟掉諸葛亮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順民意，從而保證了政局的長期穩定。劉禪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內變”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時不清醒，野蠻的路線斗爭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劉禪對此卻能從長遠著眼，如此得體地處理權臣問題，也可謂亙古未有。如此賢德的領導，在專制制度的歷史長河中，也是奇跡。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評價“后主之賢，于是乎不可及”。

后主劉禪不僅有肚量，而且很有頭腦。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劉禪頭腦非常清楚，規勸說：“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盡管諸葛亮置自己的規勸與不顧，但北伐決議一旦形成，劉禪還是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諸葛亮死后，劉禪馬上停止了空耗國力、勞民傷財的北伐。司馬懿率大軍征伐遼東公孫淵。劉禪唯恐蔣琬犯諸葛亮老毛病，專門下詔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行，“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魏延造反，卻表奏楊儀造反。后主聽完魏延表奏，馬上提出疑問，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絕棧道？”

為了防止權臣權力太重問題，劉禪以費祎為尚書令和大將軍，主官政務，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軍事，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制，但又各有側重。蔣琬死后，劉禪“乃自攝國事”，大權獨攬，徹底解決了蜀國多年“事無巨細，咸決于丞相”的政治體制。

后主劉禪不僅分析問題有頭腦，而且處理問題也很果斷，有人情味。劉琰的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劉炎的猜疑，導致了惡性事件。劉禪接受教訓，馬上廢除了大臣妻子母親宮廷朝賀的禮節。對于姜維等人把蜀國衰落責任推給宦官黃皓時，后主并沒有委過與人，只是說：“區區一個太監，不過是一個聽喝的。”夏侯霸的父親為黃忠所殺，劉禪安撫前來投降的夏侯霸時，說：“你父親的遇害，非我先人所為。”一語帶過之后，套近乎說：“我的兒子還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亂被殺，后主也沒有對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后人認為：“后主能作此語，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劉禪的胸襟比他父親劉備要大氣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領導人的風范和氣質。

伏鍥克說過：“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頭做出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時代的領導人吳主孫皓在晉朝大兵壓境時，尚“作昭明宮，工役之費，以億萬計”。善于納諫、明于決斷調度的晉武帝，天下一統后，“怠于政事，頗事游宴選吳孫皓宮女五千入宮，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晏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撒地，以引帝車。”作為三國中最弱的一方，劉禪能領導蜀國41年，既避免了班子內部互相傾軋，也沒有隔幾年發動一次大的運動，而政權穩固。在國家人民去留之際，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現實利益，擯棄了面子政治，減少了生命財產的無謂犧牲。在危難關頭，當斷則斷，使國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決策，與“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斷地鼓動老百姓為自己賣命”的劉備來比，不知進化了多少代。跟同時代領導人吳王孫皓和晉朝開國皇帝武帝相比，劉禪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氣國家領導人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

龐永認為：“殘暴之君在位，臣民頌他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視他為贅疣。”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王學泰說：“統治者的招撫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來，無論在當時老百姓來看，還是從當代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都應該是一件好事。因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價去換得一日之果腹;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少破壞一些社會財富也有利于社會的進步。為什么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招安比鎮壓還壞呢他們的邏輯是：鎮壓使得階級矛盾更為尖銳、階級斗爭更為激烈，階級斗爭越激烈越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從歷史事實看這顯然是荒謬的。幾十年的戰亂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社會財富、人口幾乎是一掃而空，‘激烈’到這種程度還能‘促進社會的發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